新修《清史》传记撰写方法研究

　　二是对史料的研究。搜集与挖掘史料的过程，应是不断深化对人物了解与认识的过程。当史料搜集基本完成之时，也就是基本完成对人物的认识之时。当然，对传主的认识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即使在撰写传文的过程中还在不断深化认识。对传主的认识越清楚，定位就越准确，传文就更真实地再现传主的真貌。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对搜集到的史料努力展开研究与分析，这应贯彻于写传记的始终。
　　第一，正确判断传主的史料能否构成其一生的完整而系统的论述？根据传主的一生行迹，有无空白处？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含混不清，经过史料摘编、排比，不难发现其内容缺陷或遗漏，表明史料搜集不足，再予补充；
　　第二，如前已说明《考异》，对史料进行辨伪存真，考其疑点、难点，厘清事实，就会避免传文中出现史实的重大失误。
　　第三，《资料长编》要远远多于传文的数倍，显然，《长编》中的史料不可能皆用于传文，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何者取？何者多取？何者舍弃？就要深入研究史料，取用那些直接记述传主、事实表述清楚的史料，而间接记述者为其次，能准确反映传主的行迹，或其思想、品行的史料，即能准确给传主定位的史料，无疑是应取用的有力“证据”。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史料记载同一件事，不能都取用，要选择版本，也以记载更直接、更翔实的部分为准。
　　总之，对史料必须进行严肃地甄别，认真地筛选，以决定取舍。这就是对史料研究的过程。在研究中，要“吃透”史料，才能正确使用。
　　三、关于加强对传主人物的研究
　　在详细占有史料之后，能否对传主展开深入研究，透彻解剖传主的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一句话，就是真正地认识传主，给予一个准确地定位，又是传文成败的一个关键。
　　在已写的传稿中，有相当数量的传稿所写传主面貌不清，如，罗列人物的事迹，不分轻重，不分主次，好坏事并列，硬是拼凑在一起，难以对其人作出评价；有的开列传主的官场履历，很少写事；有的只见行为，不见其思想、作风等；有的将传主变为传文中的次要人物，而将次要人物变成了“主角”，颠倒了主次关系；有的对传主的是非及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不置可否，不问是非，只是写其事，难见历史真相，不能给予本质性的认识。凡此种种，都反映对传主缺乏研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传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模糊，写出传主人物，也是模糊不清。
　　那么，怎样展开对传主的研究？采取以下做法，应是可行的：
　　作为第一步骤，首先应认真研究《清史稿》中同一传记。要超越《清史稿》的水平，必须将所写的本传主研究明白不可，只有了解《清史稿》对本传主的定位、评价、叙事评略之别等等，才能自觉地认识到它的优劣、水平高低，这时，才有可能做到在哪些方面超越它。这还不够，还要认真审读清国史馆传记稿本（如果有本传的话）、《国朝耆献类征》、《国朝先正事略》、《八旗通志》、《清史列传》、《碑传集》等清与民初的多种大型人物传等，内有本传主的传记，既要读，更要研究，几种传文要相互比较，目的是进一步认识本传主的本来面貌，借鉴这些传记的优点，避免重复和失误。
　　近20多年来，当代学者对清代人物的研究，取得了系列进展，包括已撰大小型的传记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要吸收，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
　　实质性的研究，是在第二步，即研究史料，认清其人，给传主定位。一是定身份，从传主的职务，可以确认属政治人物，还是军事人物？清代官职变化大，一生中，其职官常有变迁，如先后任六部首长，外放地方总督或巡抚，或又调回京供职等等。这从任职的时间长短、主要业绩等，可以做出判断，来确认其身份。一是定传主的实践活动；在哪个部门、哪个领域、哪个地方，都做了哪些事，属军政大事，还是小事？一定传主的品行、思想作风、习惯等，即个性特点。一是定好坏、是非，分清哪些方面为好事、坏事，哪些方面失误或错误？其原因是什么？一是定结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或好坏参半？如此等等。还可以细分出多项，逐一定位。这要根据传主一生的经历及其为人特点，来确定该如何定位。实际上，这就是要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考察传主，逐步深化认识，直到看得透，认识清，如同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对其一生行状了若指掌，如数家珍。如此，下笔有神，把握分寸，掌握详略，写每件事及定位，都达到适度而准确。
　　为新修《清史》承担传记项目，不能看成是写点人物的简历，加点事迹那么简单，首先应看成是一项学术研究，其研究对象，就是传主。对传主深入研究，应贯彻始终，或者说，贯彻全过程。事实证明，研究越深入，传稿的质量就越有保证。反之，就很难写好！
　　四、关于体例与语言
　　自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为历代修史所继承，直至《清史稿》，都无例外地沿用纪传体。可见，纪传体已成为我国传统修史体例。我们今天修《清史》，基本沿袭传统的纪传体。
　　纪传是修史的体例，而传记是其中组成部分，它又是何体例？传记者，记人之一生行状，记其言，叙其行。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写人的，记述人的实践活动，并作出评价。古今传记同义，本质无别。差别亦不过评价标准、观念不同而已。文字之差，也是显著差别之一。古人直到民初修《清史稿》，文字皆采文言，而今修史、著史，通用当代白话即通俗语体。采用何种语言文体，亦是体例所规定。
　　传记写人，典志记事——各项制度之沿袭与革废。故司马迁之《史记》，其笔下人物，各个鲜活，各有个性，各具形象，呼之欲出。在司马迁的观念中，写传记人物，一方面敷陈人物的行状，一方面描绘出内在心态与外在形象，使已故去多少年的人物重新还原，复现于人生的舞台，重新演绎着他的生活故事。这就是司马迁写人物的千古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后世写传记已树立了范例，以其实践明示写传记的指导观念、采用的体例、写作方法、技巧，乃至语言之运用。可惜，后世修史者几无一人可达此完美境界！唯两《汉书》《三国志》等极少的二三部史书，稍为史家所称许。及清为明朝修《明史》，为清人及今人而首肯。二十六史中，大多传记不被看好，原因就是背离司马迁写人物的指导观念，遗弃其写作方法，将一个个个性不同的人物，变成了其人的履历与简历及若干件事的汇编，变成了没有个人面孔、没有思维的史料堆积。所谓“千人一面”，已失传记的宗旨。以《清史稿》之传记为例，可以说，部分传记确失传记之本义，可能走向极端，与司马迁的做法相去更远，它将很多人物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传记，转变为人物官场履历表或年谱似的大事记。仅举一例：刘墉为乾隆朝重臣，而《清史稿》仅记为460余字，且几乎是官职升迁调动的履历，其事几无可记，至于其人俭朴的生活、优美的书法，天下推崇之事，在传中只给一个低级评语！如此写刘墉，大失历史真相，除了让人们知道刘氏所任官职，其他什么也没有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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