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清史》传记撰写方法研究

　　3.传主的履历与其实践的关系。我们主张，传主的履历包括职历不能不写，其实践活动必须写。前已指出，人的实践活动第一，传记必须把传主的实践行为放到首要地位。传主的职历只能放在其实践活动中加以反映。在很多传稿中，都把职历与任职时间放到了第一位，不论职级高低大小，有官职则必录。《清史稿》颇知节省，遇有任职多，迁调快，往往省略一大批，用“累迁至”云云，一笔代过繁琐的职官罗列。尽管如此，它还是按职历为顺序，重写职历，叙事为其次，实则颠倒了主从关系。如果我们也这样写，不论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还是循《清史稿》旧思路，缺乏必要的创新。
　　4.言与行的关系。传记就是记言记行，两者既不能割裂，又不能偏向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有言有行，言中包含人物的思想，这才叫人物传。在部分传稿中，已发现有的只记行，几乎不记言，通篇不见传主说过一句话。还有的只写人物频频上奏章，却不见人物的一个行动！奏章上过后，实行否？也无结果。无行为，岂不是成了“纯思想家”了！这两种偏向同样是不可行的。
　　5.传主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毫无疑问，传主是本传文中的主角人物，与其相关的人物，再大也是次要人物。例如，写允礽传，他是本传的主要的或叫“中心”人物，他之被立为皇太子，以至几立几废，都取决于康熙帝，即便如此，康熙帝乃是次要角色。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如将康熙帝写成了主人公，变成“康熙帝废立太子纪实”了。又如，马思喀传，传主作为先锋火器营的将领参加了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将其在战斗中的表现写清楚就行了。但详写了此战中的清军统帅福全，写马思喀只写了一句：“率先锋火器营，与敌对垒。”是否直接参加战斗？表现如何？均不得而知。这就颠倒了主次人物的关系，不能正确叙述传主的历史。
　　6.传主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内在”是指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品行、修养、信仰、性格、嗜好、作风等，“外在”是指传主的外貌，如身材、高矮、胖瘦等，但更重要的是，人物的行为方式，如举手投足、情绪的向外宣泄等，都是外在的表现。写出这些方面的内容，才真正使人物“活”起来，变得有血有肉，又有思想的一个人。可以说，在上百篇的传文中，大多不写传主的精神面貌，而“外在”同样不见诸文字描写，连个什么模样也难以想像出来！当然，史书中无此记载，也不能像写小说，任意编造出来。但应当注意这方面的内容，多方挖掘史料，如能补充其空缺，就使传主的形象具体化了。
　　7.作者的是非观念与传主的是是非非的关系。传主的一生，同今人的一生一样，总有些是非问题，一生中不可能完全正确，说错话，做错事，是常有之事，好人如此，坏人做坏事也是必然。对传主的是非，正确与错误，作者要不要给予评断？从传记稿中可以看到，作者不予评判或有意回避，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对传主的活动，进行纯客观地论述，没有褒贬，没有是非。这也有违修史的原则。历代修史，没有不贯彻或渗透其是非观念，总是将是非寓于文字的叙述之中，寓是非于字里行间。如果我们不做出判断，不画龙点睛，就无法揭示历史真相，使人看不清本质。如噶尔丹，以武装反清，造成内外蒙古牧民的深重灾难。此事是非，要不要揭示明白？传文中写了四个字：“扰边滋事”，这样定性准确否？像这样关系国家统一的大是大非，是无法回避的，应当表明作者的是非立场。
　　8.行文与引文的关系。行文是指作者在传文中的叙述语言，而引文是从史料中引用过来的原始记录。在两者关系中，关键是引文，哪些该引，哪些不该引，不仅影响传文的文字风格，也影响到传文内容的恰当表述。原则上说，一般尽量少引文。但是，如皇帝的诏书、谕旨、大臣的奏疏，以及人物的相互对话等，当引则必引，务求意思完整。此引有存史的价值。其不可引者，为叙述性、描述性的，后人评论性的，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不宜做引文，如“家贫”、“善诗文”、“喜读书”、“聪颖”之类的话，没有引用的必要；作者将其意用自己的语言是可以表述明白的。还有，论文式的引文法亦当避免。此类引文，往往是引一句后，作者自说一二句，接着再引一句，或者只引几个关键词，这就是引文加作者的话，连接起来，阐述作者的观点。将资料分解或肢解原文，将一个完整地论述，变为支离细碎，或许适用于论文，却不符合修史写传记的要求。这种情况，在已见的传文中较为普遍，表明作者仍习惯于论文写作，对新修《清史》传记的要求还不适应。再有一种情况，当引而不引，把史料不作引文用，却大段地照录原文，变成作者的行文，致使史料真伪不辨，而照录的文字为文言，与传文的通俗语言完全不协调，又文又白，文风不一致，有失规范。
　　9.大与小的关系。是指大事，小事，应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一般来说，人们惯于注重大事，是不存疑义的。但对于小事往往忽略，不那么看重，研究人物，撰写人物传，是不应该忽视小事的。所说“小事”，无非是传主日常生活的细节，或传主一些行为，如举手投足，喜怒哀乐，情绪宣泄，生活习惯等。须知，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一件小事，足以显现传主的内心情状，品性高下。如，刘墉其人，乾隆朝重臣，生活节俭，平时穿破的衣服，即使过年，亦不改新装。于成龙（山西人）为康熙朝重臣，以廉洁、俭朴著称。做江南总督，仍生活节俭。平时很少吃肉，总是吃青菜，人称“于青菜”。在外为官，从不携家属。其子自山西来南京探父，伙食很差，走时，他给其子只买了半只盐水鸭和百余斤红薯供途中吃用。故又有“于半鸭”之称。康熙帝则称他是“天下第一廉吏”！以上所举，看似小事，却是见品格、见精神，也最感动人！在已见的传文中，很少有写小事的，或者说，几乎没有写小事的，就难有传神之笔，无法感动人。这种只写大事而忽视小事的倾向应当克服。其实也不难克服，只须稍加重视，写进去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小事，必给本传增色不少！
　　传文中的“关系”，还可举出一些，举其要者，列出上述九种，也是九个方面的问题。这里，即本文所作的理论概括与简要分析，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给传记的写作提示一个借鉴，这也是研究传记撰写方法的一次大胆尝试。只要我们转换思维方式，也同研究人物一样，认真研究撰写方法和技巧，一定能写出传神的精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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