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610
【原刊页号】98～104
【标 题】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
【作 者】赵晓华
【作者简介】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249）。
【内容提要】清代因灾恤刑制度建立在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成为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内容包括清理积案重案、因灾赦免、因灾缓刑、停止词讼等等。因灾恤刑制度对清代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积极的意义，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
【关 键 词】灾荒/恤刑/天人合一
【正 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荒史研究作为社会史的分支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除了对灾害现象及原因的解释之外，许多学者对历史上的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联系也做了深入探讨，优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①但是在已有研究中，对灾荒与法律的关系，还基本无人问津。在制度史领域，清代法律制度史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关颇有见地的论著可谓层出不穷。然而，从既有研究来看，只有个别学者、个别文章在对清代行政法研究中零散涉及到会典、则例中关于灾赈的规定，但较之其他研究，投入的关注显然远远不够。总体来看，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有着怎样的影响，法律对救灾减灾究竟起着怎样的保障作用和消极意义，灾荒时期影响法律运作的社会因素又有哪些问题，无论国内外似都鲜有人涉及，基本还属于学术研究中尚待开垦的荒地。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分析入手，对清代灾荒与法律的关系做一尝试性探讨。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灾荒观念，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被看作是上天对人们的一种警示和训诫。其中，政事阙失是致灾的重要原因：“天变之兴，皆由人事之应，未有政事不阙于下而灾眚屡见于上者。”[1](P1401)政事之中，刑狱不公极易使冤气上达，激起上天的愤怒。“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疠疫，水旱随之”。[2]刑狱与灾荒之间这种必然的因果联系，使得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清狱恤刑：“尚德缓刑之世，偶有灾沴，犹必省政事之阙失，而刑狱尤加之意焉。”[3]（第四册P288-289）根据徐式圭先生对二十四史的统计，清代以前历代因灾异而大赦天下者，星变12次，旱灾饥荒8次，地震5次，日食4次。[4](P95-96)有清以来，历朝每逢天灾，都将清狱恤刑看成是感召休祥的“第一要务”，[5]（卷26）如同顺治帝所言：“诚敬格天，不在升中告虔之日，而好生大德，自足以上答天心。即钦差满汉大臣清理刑狱一节，便可以通帝座而协休徵矣。”[6]（卷109）现今看来，与现代科学的防灾救灾思想相比，这种立足于天命主义的灾荒与法律的依存关系缺乏科学依据，只能是当时生产力落后的产物。然而，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因灾恤刑制度则作为清代法制的组成部分，对清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从而成为我们考察清代荒政运行及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清代因灾恤刑概况
　　尽管具体的灾荒观不尽相同，清代帝王都把清理刑狱视作防灾救灾的必要手段。每逢灾异必“抚躬循省”的康熙帝指出“刑狱或有淹滞，冤抑之气，最能上干天和”。[5]（卷103）一向“恶闻灾异”的雍正帝也认为“刑名为国家之要务，上关天和，下系民命”，把刑狱未能清理视为“天时亢旱之由”。[7]（卷16）乾隆帝为方便各省及时省刑弭灾，于乾隆八年将天旱清理刑狱的条文写入《大清律例》，规定除徒流等罪外，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案内情有可原者，督抚一面酌量减免省释，一面奏闻。嘉道及至晚清的列位帝王也都无不以“省刑为荒政之要著”，[1](P535)并将因灾恤刑逐步制度化。下表是我们就清前期历朝因灾荒而清理刑狱次数的一个粗略统计。
　　
　　　 从表1看，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是导致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表2反映了因旱清狱减刑的时间大都集中在每年农历的三月至六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农务为国家之本”的农业社会中，春夏久旱对农作物的生长隐忧很大，所谓“旱一片，涝一线”。另一方面，就统治者而言，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看，农事方殷之时天气亢旱，其警示显然更具典型性，“天行之愆，人事之失也”。[5]（卷103）与水灾、地震的发生相比，旱灾发生速度较慢，在其早期可以通过天人感应而减缓旱象。明清时期的救荒思想家皆认为，“天灾不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与霜，非人力所能为，姑得任之”，对于尚可以能用人力抵抗的旱灾，为政者要“速为方略以御之”。[3]（第1卷,P373）
　　从频率来看，乾隆朝每2.1年因灾清理刑狱一次，在历朝中最为频繁。其中，在乾隆朝的前20年中，有12年均因天旱恤刑。⑤这些数据可以部分地反映灾害、尤其是华北地区旱灾发生的频度，当然仅仅由此做出推断显然不够科学和严谨。因为一般来讲，清理刑狱多半都在春夏旱象初显而尚未成灾之时，有的年份在清狱缓刑之后，刚好出现了足以缓解旱情的降雨，自然构不成灾害。比如雍正二年二月，因为雨泽愆期，时有大风，雍正帝谕令刑部“当钦恤民命，无得牵连多人，久行羁禁”，刑部遵旨释放了数百人。到三月初五，即“甘霖大沛，远近霑足”，春旱的险情消除，雍正帝由此慨叹“天人之感，捷如影响，莫谓适逢其会，事属偶然也”。[7]（卷17）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中因灾清理刑狱的次数有时不止一次。其中或者因为灾象在同一地域持续，或者因为灾害在不同省份发生。如乾隆二年先逢太庙建成诏赦天下，三月因天时亢旱，命免缉应赦各犯并省释枷责轻罪，四月，因旱象加重，“已逾兼旬”，又令刑部重审雍正四年至十三年所有不赦各案及秋审屡经缓决之犯，将“有一线可原应行减等者”酌定请旨。”[8]（卷39、40）乾隆七年，减免刑狱的次数也有两次。三月，因北京、直隶、山东、江南等地雨少，虽经祈祷而雨未霑足，令刑部及其他诸省省释轻罪人犯，八月，又因安徽、江苏两省被水严重，“非常年可比”，将两省秋审人犯减等完结。[8]（（卷163、173）
　　从因灾恤刑的期限来看，一般不宜太长，尤其不能明示停止日期。乾隆八年，江南总督陈大受因海州等地被灾，奏请将减刑日期延至次年麦熟后停止。乾隆帝以为，若明定减刑清狱期限，实际上是“诱民为非”，会使小民以为在期限之内可以触法抵禁，肆行无忌。[8]（卷201）嘉庆十六年，嘉庆帝将祈祷雨泽、减免案犯的时限定在大沛甘霖三日之后再行截止，以后天旱恤刑的期限一般均照此办理。

收藏到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