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

　　此外，知府利用漕督的案件亦不少见。嘉庆七年，苏州府知府任兆炯借口弥补亏空之名在岳起、王汝璧面前极言清漕难办，惩慂仍复陋规。岳起等经不起簧惑，将苏松等四府全漕尽委任兆炯督办，“听其更张，照旧加收”。朝廷发现后，对漕督的这种将漕务放任知府管理的行为大发雷霆，最终将双方革职查办(32)。可见，有漕各省督抚及其他地方官在将总漕视为自己人的同时，总是尽量利用总漕为自己牟利。
　　作为“天庚正供”的漕粮运输将中央与有漕各省联为一体，且在一定程度上“漕粮体制和漕运管理也影响了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的关系”(33)。清朝前期，漕运制度较为清明，加上统治者、漕运总督的个人能力较强，总漕在中央与地方的夹缝中尚能发挥作用，调节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但是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制度弊端的逐渐显现和漕运问题的日趋增加，漕运总督成为了人们对整个漕运体系质疑和批评的焦点。此后，总漕日益丧失制度给予的优势和作用(34)。在有漕各省督抚与总漕之间越来越少的合作中，隐含着复杂的矛盾和利益之争，二者甚至出现了公开的对抗(35)。中央与有漕各省在漕务上的动态平衡不再需要总漕来调节，总漕“桥”的角色被逐渐排弃。
　　三、合作与争利：总漕与总河、仓侍的关系
　　有清一代，朝廷在下达有关漕务指令时，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有漕各省督抚及仓场侍郎总是并列在案。在有关漕务的处理上，这四个群体（尤其是总漕、总河、仓侍）的权力与责任有很大的重叠部分，且常常是分段责成。“（漕运）在淮徐者，漕督主之；在济宁者，总河主之；在通津者，仓场主之”(36)。可见，清政府在设置漕运制度时，希望总漕、总河与仓侍能够分段责成，通力合作。
　　（一）合作
　　长期以来，治河与保漕有着密切的联系。时人对治河与保漕之间关系已有明确认识，他们认为“理漕与治河尝相表里”(37)，故国家轸念河务也是“为漕务起见”(38)。所以，只有治理好运道，才能“河安而漕安”(39)。为了使漕运顺利进行，总漕与总河自然必须互相合作。在漕运制度中，中央也力求总漕与总河能相互合作。早在顺治十二年，清廷即规定“总漕总管各省漕粮，专司催趱，过淮以后，总河星速赶运，如过淮及期而到通迟误者，河、漕二督及沿河镇道将领、州县等官，各照督抚迟误过淮例议处”(40)。这种责任的连带使总漕与总河在处理漕务时，有一个共同利益的指导，能从一个角度出发，谋求一种双赢的局面，避免各自为政。所以，不论是从制度的规定，还是从河、漕二督自身的利益与责任考虑，总漕与总河均能够而且应该相互合作。
　　仓侍与总漕之间也关系密切。正如康有为所言，漕运之事，“其实不过京师一米店之事耳，仓场、漕运两总督，不过南北两支店司事耳”(41)。总漕与仓侍管理的事务相近，只不过管理地区和环节不同罢了。换言之，总漕与仓侍之间在处理漕务上也是“分段责成”。如在清代漕运过程中，若漕粮抵通发现米色潮湿，则由仓场侍郎负责参责，若发现霉变，则将漕运总督、押运领运各官分别议处。在漕运水手的管理上，“开兑出境之后责成漕运总督及沿途地方文武等官，到津以后责成仓场、坐粮厅”(42)。此外，他们在漕务中也必须互相协调、互相监督(43)。这样，在清代漕运体制下，总漕与仓侍不仅互相协作，也有责任连带的一面。漕船抵次回空违限，总漕与仓侍均脱离不了干系。
　　（二）争利
　　然而，在制度缺陷中，总漕与总河、仓侍总是以牟取私利为急务，“名为协理漕务，实际协助搜刮”，使整个“漕务机构变成了一个贪污网，紧密交织在一起”(44)。总漕、总河与仓侍属同级，他们在办理漕务时更多的是一种协作关系，不存在谁听命于谁的问题。于是，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总漕、总河、仓侍之间纠葛不断，冲突不停。
　　虽然，对“治河”与“保漕”的关系已十分明确，但“治河”与“保漕”确实很难兼顾，二者的动态平衡也常常失调，时人即有“河、漕不能并治”(45) 的议论。故而，虽然河、漕二督须为漕运互相合作，但在“治河”与“保漕”中，二者关注的重点仍不一样。一旦两者发生冲突，总河首先考虑的是“治河”，而总漕则全以“保漕”为重。所以，二者的分歧与冲突在所难免。此外，河道总督亦驻扎淮安，所督管的运道主要是黄、淮一段，而这段地区又是漕运的主要地段，亦属漕运总督的监管之下。因此，河漕二督权力交叠。然而，河漕二督毕竟分属不同的部门，虽有共同利益支撑着他们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私利的驱使下频频出现矛盾。黄仁宇在论及明代漕运时，即说到“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互相敌对，职能竞争，职责分裂。有时，由于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明廷不得不免去一人职务，安慰另一人。即使是时人，也抨击批评了两职之间的混乱”(46)。清代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之间的纷争甚于明代，时人关于治河与保漕的论争即是河、漕二督矛盾的客观体现。
　　总漕与仓侍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制度上要求总漕与仓侍之间南北合作，共同督漕，且漕运总督多从仓场侍郎中提拔而来。但在复杂的漕运制度下，二者仍有不少利益纠葛。如乾隆三十四年，因漕运总督傅显军营出差，朝廷命总漕养廉银两酌给一半仓场侍郎(47)。在清代，漕运总督官俸甚低，正一品的漕督年俸仅为180两。除俸银之外，虽然又有津贴性的“薪银”等，但历经顺治及康熙二朝的裁减，“漕督每岁收入仅为23.3两”(48)。虽然经过雍正耗羡归公的养廉银制度后，总漕收入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收入不高。清代漕臣李钧即叹道：“余薄宦十年，尚无一瓦之覆，殊自愧也”(49)。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三十四年拨总漕养廉银的一半予仓侍，直接触动了总漕与仓侍之间的利益冲突，且在以后的历朝中并不少见。
　　此外，漕运发展到清代，积弊重重，时人即认为“漕务势成积弊，如医家之治久病，见症易而用药难”。漕督与仓侍作为督漕长官，对于祛除漕弊责任重大。漕政较为清净之时，他们往往追求“官与民两相安”，放任漕弊生长。一旦追究起责任，往往是“南北亦各执一词”，双方“反唇相稽，鲜能设身处地”(50)。所以清人李星沅即呼吁“有漕各督抚及漕督、仓场衙门，务各屏除成见，共矢同心，勉图整顿之宜，严绝推诿之习”(51)，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总漕与仓侍之间的频繁冲突。

共10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上一篇：郑板桥与江南的关系   下一篇：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用户名(必填) 新注册

密码(必填)匿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