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

　　之后，虽然清廷更加“慎委漕弁……以富纲之贪婪勒索为戒”(67)，却将总漕大权交给了铁保。铁保虽“优于文字”，乾隆甚至称其“有大臣风”，但在总漕时，他却“屡屡以措施失当被黜”(68)。之后，虽然在山东巡抚任上仍督办漕务，但在处理漕务时，中央也称他“纸上谈兵”“并未认真处理”(69)。最后，中央终于以“不胜封疆重任”、辜负了中央屡次的“弃瑕录用”(70)，将他调任。
　　由此可见，嘉庆初年的历任总漕总理漕政时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在位期间政绩平平，个人能力不足。这种个人能力的缺陷使他们在复杂的漕运体系中难以胜任，在漕粮海运的冲击下，他们无力进取。
　　（二）瞻顾情面，督办无力——总漕人际关系的负面效应
　　总漕不论是处于“齐美尔连带”中，还是充当守门人与发言人，他均处于人际社会关系网的“居间位置”。但如上所说，此时的总漕非但没因这种有利位置崛起，反而逐渐陨落了。这其间，总漕不利的个人人际网是其角色陨落的一大原因。以嘉庆初年的梁肯堂为例。梁肯堂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仕途生涯中被革职、交部议处也是常事。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处罚多半是由于他的人际关系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包庇他人和举劾人才不力等等。乾隆十七年五月，在任总漕之前，梁肯堂即因“山东巡抚国泰纵情婪贿，未能据实参奏”(71) 被革职。之后， 他又于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因“瞻顾情面”请求稽璜留任顺德府知府，被“交部严加议处”。乾隆五十七年，梁肯堂再次因“回护”李培荣，“曲为开脱”被革职，后“从宽留任”(72)。乾隆六十年，则因举荐人才不力受罚。可见梁肯堂的仕途中，因人际关系不断受累。换句话说，梁肯堂在办公事过程中很难做到大公无私，人际始终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嘉庆年间的这种因亲友谋充，使漕务委员骤增至80余人的现象自然不奇怪了。难怪有学者会认为“漕运站是官场庇护制的焦点之一，数以百计的候补委员麋集于此，作为中央政府的委员（差委或漕委）领取俸饷”(73)。不仅如此，人际情面的考虑也会使总漕难以有效地控制旗下人员。因此，道光二十五年，道光帝对总漕的这种不肯破除情面实力催趱大为不满，下令将漕督严惩(74)。
　　受人际牵累的总漕办起事来瞻前顾后，裹足不前，自然影响办事效率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及社会对总漕日益失去信赖，总漕与中央之间信任危机的出现使总漕的重视程度日益降低。因此，清朝中后期漕督的陨落也是这种中央与督抚之间信任危机的政治局势不断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
　　（三）对抗中的信任危机——总漕刚直性格的必然结果
　　性格，从广义上说通常也称为“人格”，指“代表个人在对情境做反映时，将自身所表现出的结构性质和动态性质”(75)。它深藏在个体内心深处，在个体的为人处世中发挥着隐性的作用，但通常情况下，这种隐性因素却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嘉庆初年的管干贞和蒋兆奎的性格因素对其仕途影响显著。
　　管干贞是嘉庆初年的首任总漕。在清朝中叶以后的历任总漕中，管干贞的能力尚属突出。时人赵怀玉即认为他是除杨锡绂与鄂宝之外清朝最为出色的漕督。在他印象中的管干贞不仅能力突出，且办事认真。在管干贞的墓志铭中，赵怀玉写道：在督漕时，管干贞总是“策马躬自督催，风雨弗避，或不归所乘舟支帐露宿，微弁出力，必亲口劳之，运丁舟人不用命，立予惩罚，当时或苦其苛急及回空省费无丝毫派累”(76)。但是，在《清实录》中，我们听到的却是另一种声音。嘉庆五年，清廷称“漕督衙门发审各件，积压年久，皆由管干贞，富纲，蒋兆奎等废弛所致”(77)。这种对管干贞评价的矛盾性与他“知无不言，遇到纠劾虽要人无所顾忌”(78) 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愤世嫉俗的性格既得不到制度的肯定，更会得罪一批官员，最终便是招致朝廷极为不满的结果。
　　蒋兆奎的性格对其仕途影响更大。他“居官尚属廉洁”，平日“官声清洁”，“声名尚好”(79)，但最终仍被革职。从表面上看，革职的导火线是嘉庆四年的“津贴旗丁，加征漕米”事件(80)。实际上，蒋兆奎被罢官，更多的源于其自身性格不容于时，不容于朝廷。在其上奏请求“津贴旗丁，加征漕米”遭到清廷拒绝后，他又多次上奏，即使面临被革职的危险，他也仍坚持己见。所以，清廷对此极为愤怒，怒称蒋兆奎为人“粗率”、“忿激”(81)、“执拗成性”(82)、“刚愎自用”(83)，没有“人臣事君之礼”(84)。二者关系急剧恶化，蒋被革退为山东巡抚。之后，蒋兆奎因御前侍卫明安往泰山进香一事(85) 再次与清廷公开冲突。清廷忍无可忍最终将蒋“降为三品卿衔，即予休致”，且令他“由山东启程回籍，不必进京谢恩，伊即来京，朕亦不复召见”(86)，可见中央对蒋兆奎恼怒程度之深。
　　漕督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有个人因素，更有制度因素。总漕的对抗，中央更多地会将其置于利益之争的层面上考虑和处理，并多会引发朝廷对于总漕的信任危机。而总漕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失去了朝廷的信任与重视，即使拥有再多的中介人优势，作用也难以发挥。
　　六、小结
　　作为封疆大吏的漕运总督，在清代漕运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在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的联系上，他发挥着“桥”的作用。在中央与整个漕务官僚体系的交涉中，他充当着后者的守门人与发言人。在实际督漕过程中，他又与河督、仓侍相互合作。所以制度意义上的漕运总督在社会政治格局中处于一种“居间位置”，理应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实中的总漕并没有因这种有利位置而有效获得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相反其作用渐趋陨落，以致出现了“废总漕”的呼声。漕督的陨落，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朝中叶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只是一个视点，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却是更为深刻的。
　　首先，清朝中叶以后，漕运制度弊端重重。漕运体系下的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的争利使总漕陷入了看似大权在握，实际上却被不断分权的困境中。此外，这种利益之争也加剧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内耗，不断降低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率的低下，加之漕弊的盛行，使得漕运成了社会对国家政治及官僚系统批判的焦点，而漕运总督则成了这一系列漕弊与矛盾的代表。所以，清朝中叶以后的“废漕督”之议是当时漕粮河运走向困境的结果，也是当时国家政治形态和官僚系统弊端百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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