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

　　[14] 据《明史》卷177记载，自1450年明朝创设起，漕运总督就承担起了地方性职责，兼任巡抚。后来在不同时期，明朝设法免去漕运总督的地方性职责，另外设置了巡抚。但是，据黄仁宇考察，除了1472—1473，1513—1517，1557—1561年三个特殊时期外，漕运总督仍然兼任巡抚。清朝的漕运制度多沿袭明朝，在漕运总督的职责方面也一样，除了掌管漕运外还兼理巡抚职务。清朝初年的几任漕运总督均兼任地方督抚。如顺治朝的王文奎先后兼任了淮扬总督和凤阳巡抚，蔡士英亦兼任凤阳巡抚直至顺治十七年。之后，虽然在制度上清朝没有漕运总督兼任地方巡抚的规定，也认为总漕无地方之责，但总漕兼管地方事务已经为世人所接受，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15] （清）曹仁虎等：《清朝文献通考》（一），国用考5，卷43，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版，第5254页。
　　[16] 阿桂：《申明粮船定式疏》，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7，户政22，光绪14年上海广百宋齐桥印。
　　[17] 社会关系学中的“齐美尔连带”指：“一条桥却被其中介的两个网络都认为是自己人，要求其代表该团体的利益，遵守该团体的规范，以至‘桥’没有任何自由度，两面难讨好”。中国人常说的“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所说的陷于两难境地的猪八戒的学术名即是“齐美尔连带”。详见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18] 图示说明：其中A集团代表中央，B集团代表有漕各省，I为漕运总督，其他符号为各集团内各个利益群体。
　　[19]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五部分中详细说明。
　　[20] 关于这点，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4年版）有详细论述。同时，斯普林克尔也认为“律”与“例”两部分组成了具有惩罚性的帝国时期的法律，详见S·斯普林克尔：《清朝的法律制度》，第59页，转引自（美）K.E.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1] 陈宏谋：《论漕船余米书》，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6， 户政21，光绪14年上海广百宋齐桥印。
　　[22] 《清朝通典》食货11，卷11，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近）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国用13，卷75，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光绪朝），等文献均对漕船过淮、抵通的违限处罚条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23]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中就有不少这种例子。如在卷44，卷47中，即记载了嘉庆四年因催趱过急，导致漂失米石事件，总漕蒋兆奎受处罚的案例。
　　[24] 赵尔巽：《清史稿》，卷30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86—10587页。
　　[25] 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26]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1页。
　　[27]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第2册，卷62，卷65，记载了嘉庆五年四月，嘉庆帝派人密访总漕蒋兆奎的事例。
　　[28] 王芑孙：《转般私议》，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7，户政22，光绪14年上海广百宋齐桥印。
　　[29] （清）曹仁虎等：《清朝文献通考》（一），国用考5，卷43，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版，第5256页。关于清代地方督抚的职责详见赵尔巽《清史稿》卷111，书中记载，清代总督应该“厘治军民，综治文武，察举官吏，修饬边疆”，巡抚则应该“宣布德意，抚安军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
　　[30] （清）福趾等纂，载龄等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光绪朝），《续修四库全书》，第836册，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
　　[31] 李星沅：《办漕各清各弊片》，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48，户政20，光绪23年刊刻。
　　[32]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第2、3册，卷92，卷95，卷96，卷98，台湾华文书局总发行1970年版。
　　[33]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34] 以后的历史证明，清朝在实行漕粮海运时，总漕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如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总漕不是以督漕为主要职务，而是致力于剿灭太平军。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版）一书有许多这种案例。
　　[35] 1803年当漕运制度已露出百孔千疮的苗头时，利害的冲突开始集中在是否赞成使用海路的问题上。与漕运有联系的官员力图保持运河的内陆运输体系；许多省一级官员则希望放弃它，主张利用沿海的海运。省级官员与漕运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公开的冲突。
　　[36] 蔡方炳：《漕船支运议》，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7，户政22，光绪14年上海广百宋齐桥印。
　　[37] 任源祥：《漕运议》，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21，光绪14年上海广百宋齐桥印。
　　[38] 沈葆桢：《漕项无从划拨海运难以议分覆陈疏》，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卷48，户政23，同治12年刊刻。
　　[39] 陆陇其：《漕运》，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21，光绪14年上海广百宋齐桥印。
　　[40] （清）福趾等纂，载龄等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光绪朝），《续修四库全书》，第836册，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41] 《康有为论政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4—355页。
　　[42] （清）福趾等纂，载龄等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光绪朝）， 《续修四库全书》，第838册，卷8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43] 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即是“填单”，漕船回空由仓场发给限单，将所经州县界址照原定限日刊入单内，令沿河州县注明出境入境时日至淮申缴，到淮安后，由总漕察验另给限单，亦令沿河州县注明入境出境时日，各船抵次之限，不得出十一日，最后将限单缴巡抚查察。同理，重运帮船，“自淮抵通，总漕每帮给限单一张，赴通呈缴至回空时，仓场亦每帮给限单一张，至淮缴验总漕，又每帮给限单一张归次查验”。详见（清）福趾等纂，载龄等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光绪朝）卷13，卷14。
　　[44]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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