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记》记载：
　　绩之旺川一世祖大九仲经公，与埴之一世祖大十仲纲公，及祁之一世祖大十一仲维公，兄弟也。……我族□始祖大九公迁绩，五传伯四公来旺川，披荆斩棘，未有宁居，……因之基业财产，宏开学昧，创祖屋，奉香火，崇祭祀。又三传仕孙公等，创造宗祠，严立祖规。于时未登仕籍，凡一应钟鼓楼阁以及门楣阀阅、石鼓槽门之制未备，惧僭也。自时厥后，敦尚诗书，加意显扬，初由佐贰杂职小试经纶，而志第公由大学晋秩益王府长史，志宁公三登贤书，由镇平县令升武定府推官……曹文埴是徽州歙县雄村人，进士出身，曾为户部尚书，为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僚。这一段话主要提供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绩溪旺川曹氏与歙县雄村曹氏出自同一祖先；其二，在“仕孙公”之前，还只是将香火设在祖屋内，亦即只有香火堂。根据乾隆《绩溪县志·方舆志》的记载，大族与小族的很大区别之一为是否建有宗祠⑦，因此，旺川曹氏在绩溪县西部地域社会中原属小族，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仕孙公”之后，曹氏虽已“创造宗祠，严立祖规”，但对于与之相匹配的相关礼制仍不敢擅用。这说明在明代旺川曹氏宗祠刚刚创建不久，连家族成员也自感与大族的身份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另据曹诚谨《民国会修曹氏统宗谱启》：
　　……赵宋三迁至绩［文泽公长子大九公宋初由婺至绩，是为曹氏迁绩之始］。枕会山而襟昆水，以旺名村［先进登三圣之巅，遥望我族曰：此兴旺地也，因以旺川名村］。造祖屋而奠宗，其灵在井祊［卜居后先造祖屋，为奠安香火之所，屋后有灵井，大旱不竭，旺川发源地也］。明嘉靖谕民间建宗祠，祀始祖列宗，大拓丕基［我族宗祠创造于前明，遵嘉靖谕旨，先进煞费苦心焉］。清顺康计派下登科第已数人，故老重修家乘［先进孝廉志宁公、六行公，进士有光公皆与修宗谱，时在明季清初］。断自大九公为始迁之祖［有光公偕本派儒生应星公及同宗进士鸣远公先后考派，著有《统宗序》及《辩疑》四则，断自大九公为一世祖，群疑始释］。群以康熙谱为世守之书［明嘉靖谱多遗漏，万历谱多附会，经康熙谱厘正详明，始成一家之信史］……⑧
　　这进一步说明，曹大九迁居绩溪是在宋初，而旺川曹氏始建宗祠，是“遵嘉靖谕旨”。所谓嘉靖谕旨，当指嘉靖十五年（1536）明代家庙祭祖礼制方面的改革，此次改革，引发了民间修建宗祠祭祀始祖的高潮⑨，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旺川曹氏不失时机地建造了宗祠。不过，在上述的这段记载中，作者曹诚谨对于明代的两部族谱颇不以为然，认为它们不是遗漏多多，便是附会连连⑩。故而在他所编的《曹氏宗谱》中，虽然收有万历谱的部分内容，但却基本上未见嘉靖谱的多少痕迹，证之以前文曹氏“惧（怕）僭（越）”的记载，显然，在明代，旺川曹氏的宗族组织应当仍处于调整之中。
　　前揭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记》指出：曹氏一族“初由佐贰杂职小试经纶，而志第公由大学晋秩益王府长史，志宁公三登贤书，由镇平县令升武定府推官……”。也就是说，族中成员最初主要是出任一些佐贰杂职，直到曹志第和曹志宁二人时，情况才稍有改变。曹志第初任山西藩幕，后摄交城、禹县两县事。曹志宁于崇祯三年（1630），在北闱中举人第一百零二名，荐选河南镇平知县，后升云南武宁府推官。尽管长吏、推官在明代官僚体制中并非显职，但这显然极大地激励了旺川的曹姓族人。为此，他们“敦尚诗书，加意显扬”。旺川村内早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就由曹志让、曹志宁等捐赀起造了文昌阁，祈愿阖族文运昌盛。崇祯十二年（1639），又立文昌会，族中参与文昌会的读书人共计30人，每人出银五钱。此后，即使时逢兵荒战乱，旺川曹氏也仍然弦诵不辍，在科举方面孜孜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晚明清初，族内“入学”和“补廪”的记载络绎不绝。对于入学者，族众照例要“送彩仪”，并在“祠内演戏开贺”。
　　而在另一方面，清代以前，旺川曹氏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以及多少现实的科举奥援。因此，他们积聚实力的手段主要是在商业上的崭露头角。上揭乾隆末年曹文埴的《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记》提及：“因之基业财产，宏开学昧，创祖屋，奉香火，崇祭祀。”其中的“基业财产”，从族谱、方志资料来看，应当就是指从事商业经营积累的财富。
　　明清时期，徽州需要从皖南的其它产米区输入粮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徽州粮商。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5）的旺川人曹显应，便是一位著名的粮商，他在歙县县城开设了万年米行。嘉靖三十七年（1558），84岁的曹显应去世，两个儿子继承父业，生意经久不衰，相继在歙县深渡、街口、浙江淳安县城、威坪镇和昌化等地开设了万年米行分号。而从《应星日记》来看，清初曹氏在旺村村内还开有当店(11)。
　　曹显应父子等热心于各类公益事业。譬如，歙县城北扬之水上的万年桥，据说是由曹氏为主捐资兴建。他们还出资铺设了从旌德西乡至绩溪县临溪码头的石板路，七都的文济石桥、延福石桥，八都羊须坑石桥、马鞍山岭路及乐安亭，崇福寺佛堂和茗堂庵、县城城隍庙，长安镇道路等。曹氏父子在旺川家乡建有义仓，济困扶贫，购置学田，资助村民子弟读书。曹永辅还在绩溪县城西关，建造了一处艮山书屋，供读书人住宿膳食(12)。曹显应的曾孙志让，在从七都到府城的路上，修了一座太乙桥(13)。旺川西北有黄山余脉大会山，杨桃岭位于大会山主峰以西，是歙县和绩溪通往旌德西乡的交通古道，“蚕丛荆棘，行者艰焉”，为此，旺川曹世科独力修砌石板路十余里，遂成康庄(14)。从修桥补路的诸多善举中，可见旺川曹氏一族在经济上的崭露头角。
　　《应星日记》万历四十五年（1617）条载：“是年县报大户领银买官谷。毓葵伯、敏莳叔二人名目”。崇祯八年（1635）九月，“又饬大户买官谷”。“毓”字为曹显应的曾孙辈，可见，17世纪前期，旺川便有“大户”闻名于绩溪。从中，更可看出旺川曹氏一族的经济实力。
　　二、《应星日记》所见晚明清初的徽州社会
　　虽然万历《绩溪县志》和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尚存有传本存世(15)，但我们对于晚明清初的绩溪社会了解相当有限，特别是对旺川这样的僻野荒陬更是所知甚少，而《应星日记》恰恰可以在一些方面弥补此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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