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次日，石可英等人分兵五路，把守各处要隘，双方形成僵持局面。相持到午后，因对方到曹村吃饭，去者大半，旺川村人杀出，斩人焚屋，大败对手。从此，村中昼夜防守。石可英与曹宗启等下府告状，旺村人亦下府批详。当时，争杀双方都向官府呈词，如旺川的呈词曰：
　　具禀曹宗祠为土寇焚劫事：缘七都大寇石槐芳子可英、可褒，富豪数万，恶霸一方，白占田产，强夺房屋，淫人子女，逼收良民，实属罪大恶极。今值国家鼎革，乘机倡乱，胆敢聚集大盗曹宗满、吴守文、汪显龙、胡世倚、张世俊、王元勤、高四老、张显老、曹宗启、祝百子、僧海松等，并协从十余人，于前廿九日登台，拜曹宗满、宗启、世俊、元勤为将，拜显友为军师，海松、百子、世倚为先锋，可英自称为主帅，各执兵器，将我村团团围住，并放火烧屋八宅、恣行劫杀，刺伤多命，族畏其凶，莫敢与敌。于次月初一又复提刀威吓，逼饷银五千两，分兵五路，要首级三颗，幸三、四、五、六、八都并市坊大社数十人齐动公愤，来兵救援，陈杀张世俊、祝百子、王元勤、僧海法等，仍渠魁未歼，余党奔窜，希图复聚再举，诚恐一族生命莫保，伏乞转申府道，急剪寇党，以甦一方之命，为此激切控告。呈词将对方指作“土寇”、“寇党”，声称这些人是藉“国家鼎革，乘机倡乱”。而石可英等的呈词则是《为仇谋倡乱夥寇焚劫杀命屠尸生死冤惨奔叩救剿事》，也同样是以“倡乱”作为攻击对方的藉口。
　　不过，此时正值天下扰攘之际，弘光政权自顾尚且不暇，自然无法管到绩溪七都一隅。在无法以武力战胜对手的情况下，解决的途径只能是通过部分官员和乡绅的调解。如闰六月二十日，“贼党至歙县，贿官洪明伟、生员洪子升及洪洪魁、黄在田等四十余人来村胁和，我族义不与和。七月，又托县中棍党生员周调鼎十余人讲和，并仝中屯张家正觉寺整酒赔礼，接应台兄、福老弟仝去。是后，石、张家人才敢归家。八月中秋，族中家人往张家看戏，石、张又整酒请文兴、观盛等三四十人”。此处的“贿官”、“棍党”等，为硃语中常见的词汇，是民间诉讼中丑化对手的蔑称。从中可见，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私下的间接接触与沟通仍时断时续。
　　顺治二年（1645）“九月大兵南下”，清政府在绩溪建立了政权。不过，清军入徽之初，政权并不稳定。顺治二年，舒家巷人舒国琦（塾师）之侄，夜持菜刀，越墙入县衙，杀死清首任知县侯宪武。县署诓报泾县窜匪袭衙，侯抵抗身亡，并建侯公祠、墓(32)。顺治八年（1651）“正月，县办保甲，又出示收关税”。顺治九年（1652），“我村（旺川）议做栅门并巡更、防守。应锡弟立排门册簿，日夜点查。毓柏叔请众斯文赴县，请县主申文与胡总镇，求发兵六十名。以三十名扎三王庙，以三十名扎杨林桥。后贼党闻请官兵至，逃入旌德及歙县行劫。又大盗叶风老在嗣后打劫，保正王监邀众至庙头山捉出插死，余盗逃歙。府内发兵，杀死五六十人，地方渐平”。顺治九年三月，“郭县主至八都，会二府捉盗，转回至我村，斯文进见，公举毓柏叔馆祠内，为约正，光宇侄为约副，光宪、嘉昌、光大、光冕、应日韦、应助、光贤、光朋诸人为甲长，应禄为保正”。顺治九年“六月，二府奉院差下乡，点十家排，九年分户晓单”。顺治十年（1653），知县朱国杰编立门牌，佥点保正、甲长，严饬举行(33)。此时，清朝官府通过先后任命的约正、约副、甲长、保正等，编立门牌，从而完成了对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与此同时，曹、石双方仍在为先前的仇杀而哓哓不休。顺治三年（1646）六月，在“曹石相杀”事件中殒命的祝百子之母朱氏，将旺川曹大老、曹应锡、曹应参、曹应星、曹应祥以及与之相关的胡姓二人（胡观祥、胡世盖）共七人，告上徽州府及道院，前后共五状，缠讼数载，旺川方面花费在该场诉讼官司中的费用多达五百余两。双方你来我往，旺川曹氏的诉词为《为逆党漏网反肆唆诳事》，而祝家的催词《为财势抗藐恳赏手提事》，曹氏催词为《为奸党抗延恳恩赐审事》。到当年八月，曹氏抄出的官府参语：“审得去夏以世变迁，人因恣纵奸宄，从而播弄，聚众结社，名为御乱，实为倡乱。其中彼此竞力，互相擅杀，种种为非，莫可穷诘。”四年二月，祝氏又以《为杀人大冤事》复告按院，并发府刑厅严审究报。二月初十日抄出参语：
　　……审得曹大老、石可英等，盖乡民之雄黠者，当新安未顺之日，各招集多人，名曰立社，以保乡村，实阴寓不轨，用抗王师，所以亡命之徒，恒争先附入，称戈比干，希快一时。文武岂知负固之罪，未彰于天讨、先受祸于萧墙。祝阿朱之子祝百子，因以为石氏之先锋，肆虐曹姓，无厌之求，已寒村人之胆。曹非弱族，同有社党，自擅雄尊，安敢相忘于无敌乎！故百子纵为血气之勇，罔识进退之术，众溃之后，身毙重刃，此自作之孽，咎谁与归？祝阿之仇恨于大老等，以俗人之见论之，未为蔓及，究所由来，百子乃可英之羽翼，可英虽未杀百子，而百子实因可英而死也。倡乱作祟，王章难贷，奈系赫前往事，不敢为明旨违，亦不应为阿朱悯也。但于茕茕老妇，衣食无资，姑于曹、石两姓量断养瞻［赡］银四十两，以斩葛藤。惟大老、可英等结社起衅，各拟一杖不枉。在这里，官方将“曹石相杀”事件定性为“阴寓不轨，用抗王师”、“倡乱作祟，王章难贷”，令旺川曹大老、石家石可英合出养赡银四十两，支付给曹石冲突中毙命的祝百子之母祝阿朱。四月，旺川曹毓柏到徽州府赎罪，并支给祝阿朱银二十两。但到十六日，石可英又到按院告状，将曹大老、曹应锡、曹应星、曹应祥等人列为被告。五月，旺川曹氏再次下府诉词，石可英托刑厅书手江承元讲和，“使费对认”。十九日，双方同至汪王庙“对神剪生为誓”，再立议约：
　　立议约人石联桂、曹大老、应锡等，原因祝百子前年夏月身死，其母祝阿朱氏控告按院，送刑厅蒋四爷台下审，于曹、石二姓各断给主银廿两，致石因给主复告按院，亦蒙送刑厅老爷台下，其给主银，业已遵断完纳，凭众亲友劝谕调息，二各输诚，洗心明神。和息之后，两不得怀挟私仇，所有告和纸罪使费等用，二各均出，此系两愿，如有反悔者，凭亲友议罚银卅两助修城隍、汪王庙宇，今恐无凭，立此议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
　　顺治四年五月十九日立议约人石联桂、曹大老、应锡、应祥、应星

共8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上一篇：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下一篇：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用户名(必填) 新注册

密码(必填)匿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