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居间 石廷桂、曹正仁、江百符、章茂
代书 汪万盈七月，刑厅蒋四爷申按院参语：
审得石联桂、曹大老僻处乡陬，结社连横、悯不畏法，于新安未定之初，皆如是也。事由大老与石姓为难，致毙祝百子之命，业经前案，念系往事有赦，姑于曹、石两姓量给养瞻［赡］银四十两与百子之母，以斩葛藤。岂料联桂尚不输诚，又复滋此讼乎，联桂健讼无厌，法宜严惩，念伊亲生员陈其泰等具词哀恳，联桂、大老妇供姑开一面，以广宪仁，特其好事生端，渐不可纵，石联桂拟杖以儆，犹属宽政也。
在清初动辄触及夷夏之防的复杂背景下，涉讼双方最终通过官府裁判了断。顺治五年（1648），旺川曹氏族人光浩等结党，勾结石可献、张三等人各处行劫，“贼党出县禀官，都推诿于罪恶曹姓人，请官给告示，饬三姓同剿我村，灶丁票已印下”，此处的“贼党”，是指旺川曹氏的老对手石、张、汪等。显然，这些族姓仍然希望挟官府之威剿杀曹氏。对此，旺川曹氏以行贿官府和自清门户双管齐下，迅速将一场灭顶之灾消弭于无形。不过，由此可见，七都一域各族姓间的紧张关系仍在延续。
三、余论：族姓纷争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重建
徽州是个宗族社会，在明清鼎革之际，除了主佃的矛盾斗争之外，徽州一些宗族之间的恩怨纠葛亦导致激烈的冲突。族姓之间利用明社既屋出现的真空，寻找攻讦对方的藉口，这使得此时的乡土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态势。以往，学界对于徽州宗族之间和睦共存的常态描述得较多，而对族姓的纷争，尤其是大规模的械斗较少涉及。就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而言，徽州佃仆的反抗和斗争为人所熟知，但对易代之际宗族间的仇杀以及引发的相关问题却不甚了了。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抄本，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此类场景的真实画面。从中可见，阶级矛盾与宗族纠纷，应是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图景的不同侧面。族姓双方在剧烈冲突之后，最终仍然依循民间社会固有的路径——透过民间调解和官府裁判加以解决，但新兴的清朝基层政权视此一阶段的族姓纷争为反清活动之一环，因此，在夷夏之防的政治背景下，族姓之间的仇杀最终得以迅速平息。
在“曹石相杀”历史事件中与旺川曹氏对立的一方——旺山（亦即石家）石氏，在七都一带算是源远流长，该族自称系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的后裔，所祀奉者为宋代歙县“主簿迁公”。尽管主簿只是专掌簿书事务之吏，但在七都这样的僻野荒陬，祖先中出现这样一位人物，也算得上是地方社会中历史悠久的“名族”(34)。事实上，与徽州其它地方那些谱系脉络明晰之大族林立的状况不同，明末清初的七都，各个族姓的地位都还有着提升为“大族”或沉沦“小族”的空间，地方社会之主导权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自然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而通过“曹石相杀”这样的纷争和械斗，各个族姓大概都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于是，为了“内衅共弭，外侮共御”(35)，宗族的整合过程得以加速。就曹氏家族而言，康熙年间，旺川曹氏修成了完整的族谱，对先前认识混乱的祖先系谱作了考证和梳理，重新统一了认识，藉以凝聚族姓的归属感，并颁布了四十字排行诗和“积阴德、惇孝养、重迁葬、端蒙养、尊师道、慎嫁娶、睦亲党、励名节、崇朴俭、黜异术”的十则《旺川家训》，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大族”身份的礼仪。稍后，她又参与会修《新安曹氏统宗谱》(36)，通过同宗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歙县雄村曹氏(37) 的联系，由著名官僚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撰写《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记》，确立了自己在地方社会坐标中的位置，从而跻身于清代绩溪西部社会的大族之列。及至乾嘉时代，乾隆和嘉庆《绩溪县志》均记载，七都一带的宗祠主要有：
曹氏宗祠，在旺川；
曹氏宗祠，在曹村；
曹氏宗祠，在湖西村；
程氏宗祠，在会川；
石氏宗祠，在旺山，祀宋歙邑主簿迁公；
张氏宗祠，在墓葭；
李氏宗祠；
曹氏宗祠：在中潭，祀新宗公。在这里，宗祠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前期族姓在地方社会中的分布状况，折射出宗族势力的盛衰。从中可见，七都的宗祠计有七个，首村旺川曹氏已与旺山石氏、中潭曹氏等一样，共同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族。而当各个宗族均已得到较充分的发育，则地方社会中各个族姓间的势力便得到了暂时的平衡，紧张关系得以舒缓。除了间歇性的磕磕碰碰（如诉讼纠纷）外，更多的便呈现出彼此和睦相处的“有序”状态。
注释：
① 旺川老年人协会编：《绩溪徽学丛书》六，1999年12月版。
② 在民间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一些当事人对于人际和村际关系的考虑有相当多的禁忌。笔者此前收集到的徽商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其学术价值相当之高（关于该书的概貌，参见拙文《从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上、下，载《读书》2006年第8期、第9期），但抄稿本所有者却对其中有关婺源世仆制的描摹极为敏感，坚决要求在出版时予以删削，也是唯恐在当代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③ 民国《曹氏宗谱》卷1《康熙族谱原序一》。
④ 清抄本《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1册，绩溪县图书馆藏。
⑤ 攔蠑字：乾隆《绩溪县志》作“土”。“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2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⑥ 胡士云、曹兰芬：《说七都》，载《旺川古今》，第13页。
⑦ 乾隆《绩溪县志》卷1《方舆志》曰：“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岁时伏腊生忌荐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礼较严肃，春分冬至鸠宗合祭，盖报祖功，洽宗盟，有萃涣之义焉。宗祠立有家法，旌别淑慝，凡乱宗渎伦，奸恶事迹显著者，皆摈斥不许入祠。至小族则有香火堂，无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又各有宗谱，支派必分昭穆，以序高曾云礽，世系千年不紊，故皆比户可稽，奸伪无所托足。”（第81页）可见，宗祠和香火堂是区分大族和小族的标志之一。
⑧ 《旺川古今》，第271—272页。
⑨ 关于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与徽州宗祠的发展，参见常建华教授《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3页。
⑩ 早在康熙年间，曹氏族人就指出：“吾旺川始祖大九公自宋兴卜居兹土，阅今将六七百载，相传先世有谱，而中叶佚焉，茫不可考。忆二三十年前，曾见族中录一讹本，附会可笑，心窃疑之。”康熙十二年曹有光《会修新安曹氏统宗谱序》，载民国《曹氏宗谱》卷1，第6页上。《曹氏宗谱》为安徽省黄山学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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