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时间:2007-12-16 作者: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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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年，始祖宪昭卒，二世从简随母入粤定居。
1352年，从简孙温德出生。
约1365年，从简长子教卒。教之子温德年14岁。
1366年前后，从简随何真起兵。
1368年，温德因辞不就百夫，得罪廖永忠，系诸尺伍。
1384年，温德应乡试不第。
1392年，温德卒。
1393年，敏乡试中式。这个年表最可疑的是从简的年龄。从简在1337年父卒于途，随母入粤15年后的1352年，就已经有了一个孙子温德了，可见从简人粤时已成年无疑，由于温德之父教还有一个夭折之兄长，表明从简入粤时至少已生育过两个儿子，照常理推算应有30岁左右，至少也有25岁以上。这与黄佐言“从简藐然孤孑入广”以及《家乘》云“夫人携子”至南海的说法，似有抵牾。再者，若以此推算，从简随何真与王成作战时至少已是五六十岁之人了。其时，何真本人亦不过45岁左右，虽说何真身边有一老将并非不可能，但总多了一个疑点。这种种疑点提醒我们，在黄氏的家世中，由从简至温德三代人生平事迹，其实是蒙着一团迷雾的。
不过，在没有其他更多史料，无法考实黄从简、黄敏、黄教以及黄温德等人生平事迹的情况下，可以暂且不去深究，而不妨笼笼统统地把他们的生平视为活动在元末明初的一类人物的缩影。笔者有兴趣的是，从关于元明之际黄氏祖先的生平事迹记录中，可以窥见当时广东社会的何种情状。
有关明代初年广东社会情状，可资研究的文献相当少，不妨从有限的文献中，通过一些与黄佐的上述几位祖先同时代人的经历，窥其斑迹。在明代前期，广东地区最著名文人是东莞人陈琏，陈琏生于洪武三年，卒于景泰五年（1454），根据与陈琏同时的户部尚书黄福为其父陈宗彝撰写的墓碑铭记载，陈琏的父亲在元末明初的经历是：
公讳秉，字宗彝，别号善斋……警敏嗜学，十三丧父，哀毁如成人。事母李□孝闻。时庐陵林性翁讲学乡塾，获从之游，得闻圣贤性理之学……元季，岭海绎骚，奉母避兵他所……洪武戊申，国朝平定岭海，始回故居，督僮仆，治农圃，家日□裕……葬祭一遵文公家礼，乡邑称之。以族有祭田奉烝尝之祀，而祠堂未建，首捐赀率族人为之……意泊如也，若非乡饮敦请为宾，未尝轻造邑宰家。(16)洪武时期，明朝政府赖以建立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力基础的，就是像陈琏父亲这样的地方耆老，州县政府以邀请出席乡饮酒礼的方式，把他们纳入王朝权力体系中，并通过他们在乡村社会推行教化。陈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得入县学就读，并于洪武二十三年中举，历官至礼部左侍郎。明初广东的地方权势，主要就是类似陈琏这样的家庭。我们从当时留下的墓志铭之类有关个人生平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不少例子。由于陈琏“学博行淳，为乡邦之仰慕，远近来求碑记志序赞颂者，户屦恒满”，他一概“酬答略无凝滞”，(17) 故在其《琴轩集》中留下多篇当时人的传略资料。这里仅从陈琏《琴轩集》卷27所收墓志铭中择两例以见其概：
公讳幼谦，字光益，姓李氏，东莞靖康人也……元季兵乱，海滨拥兵自固者非一，公父本初恶兵尘之污己也，迁居咸西避之，筑水心亭，贮经史其中自娱，视世味泊如也……国朝平定岭海，向之负固者，有不一再传而已消落，求其风声不泯，气习犹存，如公家者，无几。洪武中，有司验税粮籍公长一里，科徭浩繁，家务丛伙，虽不良于行而综理有方，悉能酬应。这是一个“田连阡陌，甲于一邑”的地主之家，后来他的一个儿子成为邑庠生，这是在元末逃避参与战乱的家庭。以下一个则是在元末参与地方武装势力的家庭的例子：
处士讳锐……元季岭海抢攘，（伯祖）克昌举义兵，有捍御乡邑功，广东藩臣承制授千户职，事后署广东元帅府副元帅。为海寇所陷，大父克宽嗣兄元帅之职……父彦弘爽朗不羁，博览书史，早有隽声。初待父元帅公寓居羊城盐步头。及国朝平定海宇，始回（东莞）大步，勤于治家，资产日益充拓，乡邻以急来告者，周之弗吝。洪武中以茂才征，未及仕而卒。这个家庭在元代时已经是地方上如何真一类的乡豪，到明初又以地方势要的身份被征辟。还有一些家庭是读书人，崇祯《东莞县志》载：
赵晦，字俊明，系濮邸。元季避地石岗，在乱离尤笃志问学。乡里自雄者召为馆宾，不屑就。洪武五年，以明经膺荐，任番禺掌教。时干戈甫戢，士鲜知学，晦端范严课，日为讲授，士类丕变。(18)在这里我们看到，元明之际广东的地方势力，除了随何真起兵再归附明朝的一批可能大多被明朝收编并发派在外任职或戍守外，还有一批人的动向值得注意。这些家庭多是在本地有一定的产业，或有读书受教育的背景。在元末战乱时，他们或避乱乡村，或虽参与了战乱，后又退而避之。到明初的时候，这些家庭成为明王朝所倚靠的地方势力。他们或送子弟入学出仕，或应辟出任官职，开始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礼治秩序。黄佐的两位祖先，黄教与黄敏，如果真有其人，大致就是这类势力。
黄佐声称其祖黄教是黄敏之弟，而这个黄教则徙居到叠滘乡下去了。他的事迹据黄佐的说法，主要是“与宗人定家礼，变夷习，乡人化之”。不过，前面又说，其父亲从简是“孤孑人广”，其兄早逝无传，何以在乡下会有“宗人”？假设此为实录，相信这些“宗人”亦可能只是同为黄姓之人罢了。而且，这些黄姓的“乡人”原来操“夷习”，看起来是未人教化之土著。虽然笔者无法证实黄教其人其事的真伪，但入明之后，在元末各地以武力建立权威之乡豪的势力逐渐削弱的同时，教化的确在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乡村社会逐渐推广。黄佐在《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中描述这个地区经历了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并经过明代百余年的教化之后的变化曰：
广（州）本俚乡，风俗丕变，日新而月盛，实非一朝风化所能成。盖自杨孚董正学古高蹈，故其民朴而有文；自罗威唐颂厚彝伦，笃行谊，故其民敬颐而亲亲；自冯元通经登膴仕，故其民博于学；自梁观国以丽敦俗，故其民重正道而陋缁黄；自崔与之以清风高节为世师表，故其民守名节而乐恬退；及宋末二王入广，中原文献随之，名宦硕士，多占版籍而长子孙，人文益焕然矣。国朝百余年间，礼教渐摩，名德辈出，缙绅之家，以不学无礼为耻，以导欲诲淫为戒……三尺童子皆知绳趋矩步，以闲其邪心；畎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悠然有自得之趣。如果不纠缠于这段虚饰文辞之真实程度问题，应不难读出一点本地社会从汉唐以后所经历的教化过程的轨迹。纵览广东地区的各种文献，通观明代之前及以后的乡村社会变动的情势，可以得到一种印象——如果说，明代以前本地的教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少数“名宦硕士”家族子弟开始接受儒学教育的话，明代以后，随着接受儒学教育的人士日渐增加，他们开始致力于改造本地风习，推广儒家礼仪，教化渐渐深入和遍及广大的乡村。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南海唐豫等人推行乡约的努力。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3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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