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

　　洞庭席氏作为一个世代经商的家族，其子弟常年在外经营，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之组合，乃至家庭的生育、家庭的结构等等。这是一个以经商为职业的家族，在一个个分散的家庭中，男人经常经商在外。这样的家庭模式通常是：男人在外面经商赚钱，多年在外；妇女在家乡主持家庭事务，承担抚养孩子，孝敬公婆的责任。可以说，这种婚姻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洞庭山“田少人多，居民纷纷远贸，惟留妇女守家，其风颇与新安相近。”(36) 席氏家谱中同时也收录了不少席姓子弟撰写他们母亲、祖母的“行状”、“行略”，内中记述了席家妇人的事迹。随意翻阅数篇，如一篇《先祖考养虚府君曁先祖妣俞孺人行略》，写到他的祖母：“幼秉家型长娴垂范，及笄归祖父，庙见之后，遂脱簪珥，粗衣淡妝，躬亲操作，相父教子……我祖方谋废举，苦无以为资，即斥嫁时装，以佐什一。”(37) 这位妇女在席氏家族中颇具典型性。男人常年在外奔波，所以在家族的生活中妇女起着重要作用，她们默默地肩负着家庭的职责，照顾公婆，养育子女，既为媳当母，又要尽那份本该属于丈夫的义务，辛苦劳顿。当年席元乐到昆山做典当生意，一年只回家几趟，平日家务均由其母亲邱氏、妻子金氏主持。金氏乃东山金塔村监生金熙和孙女、金毅斋三女。在有了儿子席嘏卿后，原来请了一位奶妈，后金氏为了维持家计，亲自乳哺，“以节麋用”。(38) 几年后，金氏因操劳过度，“积劳致病，体日羸瘦”。不久病殁，年仅36岁。(39) 留下二儿一女，二儿即席嘏卿、正甫。次年，席元乐继娶沈氏，为东山岱心湾沈震初孙女、孙聚堂的次女，也就是后来沙逊洋行买办沈二园的妹妹。此后，沈家与席家关系密切起来，席嘏卿、席正甫兄弟后来能在上海立足，就与沈二园这位舅舅有很大关系。
　　洞庭席氏家族的婚姻圈注重与同乡大族的联姻，是基于多种考虑与选择，既出于对家庭的现实需要，男子经商在外，妇女主内，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而大族之间互结姻亲，于地方上可以相互照应，多方关照。同时，在经商中也有相互提携，互相援引的一面，利用姻亲的关系，“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将血缘、姻缘、业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在近代形成了以洞庭东山席氏为核心的著名银行买办世家。在这个家族中，不唯席元乐次子的席正甫这一房当买办者多，其他几房，大房席嘏卿（其子席锡蕃）、三房席缙华及过继给沈二园的四子素恒（即沈吉成），出任买办者也众。于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为中心，洞庭山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买办集团”。洞庭席家有数代，如果加上几个女婿，计有十多人，先后在上海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德丰、中华汇理、宝信、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住友、运通、美商信济、德华、华比、中法工商、华义、华俄道胜等主要外资银行担任买办。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与席氏有姻亲关系的那些买办们，如许春荣、胡寄梅、王宪臣、叶振民、胡筠秋、叶明斋等。许春荣做过德籍德华银行买办的，他的女儿就嫁给了席正甫的第三个儿子席裕光。许春荣，1839年生于浙江湖州，原籍宁波，1867年在沪与宁波翁氏开设大丰洋货号，这是当时上海第一家经营进口洋布匹头的本国商号。1850年许春荣被英商泰和洋行聘为买办，该行经营猪鬃、洋纱匹头及机器等进出口贸易，许又以大丰号老板的身份承购他负责推销的商品，因此业务十分兴旺。许春荣创办了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七个钱庄。1889年，许春荣以钱庄老板的身份充当了上海德华银行第一任买办。许家与席家数代关系密切。席嘏卿的儿子席锡蕃，自己先后担任过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的买办，而他的女婿中也出了多位买办。他共有五个女儿，其中，次女德芬适胡筠秋，胡筠秋原籍安徽绩溪，他的父亲胡寄梅，很早就来沪经商贸易。胡氏父子，寄梅先后为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1年离开道胜银行，次年去当了比利时华比银行的首任买办；胡筠秋后继任华比银行买办。而日商三菱银行的买办胡筠籁，便是胡寄梅的长子。席锡蕃的三女席德芳适叶振民，叶振民也来自洞庭东山，当地望族，曾任中法银行买办。这些买办家族，或为世交，或缔姻亲，彼此照应，社会活动能量极大。
　　这里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以席嘏卿、席正甫的弟弟素荣为例，从中能说明一二。席素荣，字缙华，席元乐第三子，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与他的两位哥哥一样，席素荣起先也在上海的钱庄学生意。从小生活在动荡的环境里，使他很早就养成一种机警的性格，同时也比较沉稳，独立性强。在席正甫做汇丰银行买办不久，他去汇丰的买办间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的几年的经历，诸书记载略有出入。有一种说法，席素荣做过德丰银行的买办。德丰银行（National Bank of India），于1875年设立，系英商银行，聘席素荣为买办。(40) 另一种说法是，席素荣是在德华银行当买办。(41) 1889年，席素荣又到有利银行充任买办。从1903年起，席素荣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素荣先后能在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一方面与他长期在外资银行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则显然与他们家的亲戚胡寄梅有很大关系。因为胡寄梅也先后为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事实上，席素荣的舅母是胡寄梅的姑母，后来席家与胡家又有姻亲关系，可谓亲上加亲。在华俄道胜银行做了近5年买办后，席素荣于1907年又将这一职务传接给了他的大侄子席锡蕃。席素荣有四女，其中，长女嫁给叶明斋。叶明斋是晚清民初的一位著名人物，籍贯洞庭东山，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英华书馆（the Anglo-Chinese School），后任上海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 Ltd.）的买办。“他是一位具有进步的现代理想的典型中国绅士……他对很多企业都有兴趣，并且是龙华制革厂、振华纱厂、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以及中外协会的董事。”(42)
　　这样的婚姻结构与社会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东山的社会结构，对东山大族之间的经营活动也产生广泛影响。无论明清还是近代，不论在南京、长沙、临清抑或在上海，在洞庭商人经营的行业中，翁婿之间，甥舅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业务往来，在资金周转、相互参股，合作经营等方面，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经营网络中，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明清到近代，洞庭席氏家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在活动区域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向大中城市集聚，除大量懋迁来沪外，在其他区域经商的席家人也纷纷转向城市，从江淮各地、沅湘之壤，而向南京、武汉、长沙等城市集中。其次，为适应近代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多数席家子弟不再单纯从事货物的往返运送，而转向开店设铺。其趋势是坐贾增多，行商渐少。第三，在资金流向上，传统时代的资金流向单一，大量资金只在商业领域内进进出出，到了近代，其资金出路复杂而多样，有继续从事传统贸易活动的；有转投金融业，开设钱庄、银行的；也有开始投资于近代工矿业，以及像房地产这样的新兴行业。席氏子弟的婚姻圈、婚姻观念等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变化。然而，从席家子弟的经营事例以及实际利用的社会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东西仍然发挥着作用。在洞庭席氏家族编织的社会网络中，姻亲、同乡关系始终是其中最基本的，可以认为这是家族庞大关系圈中比较稳定的部分。无论是他们经营钱庄任用人事中的父子相承，旁及戚娅、同乡，还是在外国银行买办职务的相互传让，职业场上的彼此攀援，生意之间的互相帮衬，都反映出他们对姻亲、同乡的看重与依赖。从席氏家族的婚姻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了。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见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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