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原文出处】社会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66
【原刊页号】190～208
【标 题】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① 为视角
【标题注释】非常感谢卢晖临和应星两位老师在成文过程中给予笔者重要指导和意见。
【作 者】纪莺莺
【作者简介】纪莺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内容提要】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② 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举制功能的呈现，也能促进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理解。
【关 键 词】中国科举制/士绅/社会流动/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社会重心
【正 文】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学者柯睿格基（Kracke, 1947）以1148年和1256年的两份进士名录，用代际流动的方法对宋代科举制进行分析，证明科举考试可以使政府职位向平民子弟开放。何炳棣（Ho Ping-ti）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著作《明清社会史稿》成为后续研究的杰出代表，他基于详实的资料所做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开放性流动的观点。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 mobility）分析的结果显示， 在功名取得者的总人数中有半数是平民。据此何炳棣认为，在代际流动方向，明清时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传统儒家人人平等的教育理想。近年来国内一些关涉社会流动的科举制研究基本上也都支持何炳棣的观点（参见吴建华，1994；何怀宏，1998；钱茂伟，2004）。另一派的观点则与上述研究相反，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魏特夫（Wittfogel, 1947），他基于对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认为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是非常有限的。同一时期，潘光旦、费孝通则以代际流动方法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③ 发现虽然科举制为流动所开的门“似小而实不小”，但是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海姆斯（Robert, Hymes）以及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美国学者则在此方向上走得更远，他们的研究与何炳棣针锋相对，认为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起到真正的作用。④
　　这些研究争论的焦点在于，平民是否真的可以经由科举制上升？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是否具有公平性与开放性？其所达致的社会深度与广度具体如何？这些讨论因此指向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理解。研究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以及公平性，也旨在证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本身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种思路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面向：即理解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稳定与整合的能力。正如彼得·布劳所说，“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改变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各类重要研究虽然并没有将科举制与社会整合作为直接的主题，但都与之直接相关。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依据既有科举制研究成果来理解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针锋相对的研究由于各自立场不同很难调和，那么它们对社会整合是否也构成相反的解释呢？作为与社会流动制相关的科举制，它发挥社会整合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阅读以上文献，我们会发现立场不同的研究实际上分享了一些共同点。
　　第一，绝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为：真正获得功名（academic success）的人群——士绅（gentry）⑤ 是少之又少的。与庞大的社会总人口相比，士绅阶层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小的。根据张仲礼的估计，从太平天国前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士绅人数只占1％左右，并且如果考虑到大量在各级官府任职以及居住在城镇的“不在村”士绅地主，那么实际对乡村一般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士绅比1％小得多。即使是哈特维尔、海姆斯和艾尔曼，他们所说的“地方精英”也还是一个扩大化的少数群体。
　　第二，由于科举制与士绅的紧密关系，两者经常被联系在一起。费孝通、张仲礼与何炳棣的研究实际上都支持科举制对士绅阶层的塑造作用，这样对科举制功能的讨论就往往容易被对士绅或者地方精英功能的讨论所置换，⑥ 对科举制整合功能的讨论也就着重于政治层面，这实际上仍然偏向局限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内部与社会生活的外层。在此理解下的科举制并非社会机制而更像政治机制，正如费孝通（1948）将士绅作为承担“双轨政治”的实体。而尽管艾尔曼（1991）也视科举制为政治、社会与文化再生产的综合机制，但仍只是将其置于国家政治框架之内。
　　由此可见，从士绅来解释科举制的整合功能，则很容易认为科举制具有与士绅相同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方式，包括优越性与局限性。如果始终从这个凝固化、政治化的视角来理解科举制，则很难对前人的阐释有所突破。因此，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探究科举制的整合功能的第一步，就是要以士绅为中心，重新认定科举制到底在多大范围上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观察的眼光也势必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层面，然后才是对于“影响”本身的分析。
　　当代社会学界曾将社会整合区分为四类，即文化整合、规范整合、信息整合和功能整合（Landecher, 1951）。文化整合被视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整合，而后三者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整合。⑦ 因此社会整合常常在不同场合下作为不同意义被使用。在开始具体讨论前，必须明确本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社会整合”。首先，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区分也是本文的出发点，笔者并非通过对科举制背后的儒家文化系统来解释其对社会整合的贡献，而是将科举制视为社会流动机制，展示在它在推动社会流动过程中（无论开放是否公平），对社会生活产生的真实影响。其次，本文对“社会整合”的界定并非规范的、信息的、功能的，而是结构的，即将社会整合看作社会结构的稳定存续和再生产。这也是本文选择社会流动作为视角的原因，因为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正是观察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垂直社会流动用来指个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跨越等级界限的位置移动，因而经由社会流动呈现的社会结构也偏向于突出层级特征和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问题在于，尽管分层几乎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但过分强调某一社会的层化特征，则可能遮蔽该社会的其他结构特征及其与其他社会的结构差异。⑧ 下文的分析将试图呈现出传统中国社会层化以外的其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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