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夫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工匠。明代在北京服役的工匠分为轮班匠和住坐匠两种，前者隶属于工部，平时分散居住于原籍，按照编定的次序轮流到北京应役，后者是永乐年间从南京、浙江等处起取到北京的，宣德五年令附籍于大兴、宛平二县，由内府内官监管理(121)。除住坐匠和当值班匠外，凡有重大工程，还常征召轮休班匠到京服役。如永乐四年，因营建北京，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于次年五月赴北京听役，半年更代(122)。由于工期紧迫，工匠到期很难放免，成祖曾命营缮工匠过期未得代者，加赏钞、米、棉布(123)。因工程量极大，匠户之家丁男往往全部被征。宣德元年，命凡工匠户有二、三丁者留一丁，四、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俾后更代；单丁则视年久近，次第放免；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免(124)。但此规定并未真正实行，宣德五年，阁臣杨士奇曾指出，“工匠之弊尤多，四方远近，每户不问几丁，悉征在京”(125)。按照规定，住坐匠每月支给3斗至1石不等的月粮，上工期间则按日领取直米，一般为每日8合(126)。轮班匠没有月粮，如给予则属特例。如永乐四年，命赴京工匠每人月给米5斗(127)。宣德三年，令在京营造民匠月支粮4斗(128)。正统二年，令民匠月支米5斗，余丁匠3斗(129)。从成化末年开始，轮班匠陆续改为输银代役，由工部根据需要临时雇役，但住坐匠则仍需以身应役(130)。
　　二是军士。明代常拨军士从事营建工作。永乐四年，命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于次年五月赴北京应役，半年更代(131)。洪熙元年末，时营建献陵官军达11万余人，因供役已久，宣宗令分为两班，每5个月一更(132)。正统以后，“京师营建，率役京军”(133)，京军成为营建的主要承担者。参加营建的京军，起初主要来自三大营，设立团营后，“简选三大营余者，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用”(134)。但实际上，团营军士也大多被用于营建。成化十九年(1483年)，保国公朱永奏称，团营军现额9.34万余名，各处更番赴工者达5.2万名，“一有警急，率难调集”(135)。弘治十四年，兵科给事中丛兰曾指出，“凡土木之兴，团营军疲于就役，面不习操练”(136)。嘉靖七年，曾规定“团营专备征调”，“不许侵役”(137)，但嘉靖年间营建最繁，此项规定不过具文而已。外卫赴京操练的班军，“在京只供营缮诸役”，万历二年，科臣言“班军非为工作设，下兵部，止议以小工不得概派而已”，“军士苦役甚，多愆其不至”，后更“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之初意尽失矣”(138)。大量军士参与营建，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武备功能。嘉靖初，兵部指出：“京营军士本为团操振威，武护京师，非以为役也。顷来营造，尽役营军，驱使烦劳，人不堪命。”(139) 参加营建的官军，因为都在原卫支取月粮(一般是每军月支1石)，所以“例支行粮、赏米，而无月粮”(140)。但有时朝廷为表示优恤在工官军，会增加一点粮额。如正统二年，令在京修盖城楼旗军每名月添支米1斗，军匠每名月支米3斗。景泰六年(1455年)，令修理城垣官军，每月添支口粮1斗(141)。天顺八年，增山陵督役指挥米月3斗，指挥以下并军士2斗(142)。
　　三是民夫。明代征佥民夫到北京从事营建，主要是在永乐至宣德年间。永乐四年，命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次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率半年更代(143)。洪熙元年，令河南、山东、山西以及直隶凤阳、大名诸府州起民夫5万助修献陵(144)。起取到京的民夫，除给予口粮外，有时还免除一些杂役。如永乐时令赴北京营造民夫，人月给米5斗，凡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与门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145)。洪熙元年，以天寿山营造民夫勤劳，“令原籍有司，免其户丁役，役事毕仍旧”，又令起民夫5万助工，“择丁多之家起取，候秋成毕赴工，满三月即放，仍令有司免其家两丁差役三月”(146)。宣德三年，令在京营造民夫月支粮4斗(147)。正统以后，“国家营建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工”(148)，基本上不再起取民夫。天顺七年，重建弘仁桥，命雇工匠民夫为之，内阁首辅李贤等认为“雇民夫莫若用军士，一月人与一两，彼亦乐为之，不惟军士得济，抑且力齐而工易完，上从之”(149)。这次工程虽仍由官军承担，但已带有雇役色彩。到嘉靖年间，因工程繁多，“军数不足”，“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添雇夫匠”(150)，“岁募民充役，费二百余万”(151)。尽管朝廷强调这种做法“本非令甲”、“原非常例”，但由于军数不足，雇佣民夫在明后期实际上成为通常做法。如嘉靖三十六年，重建大朝门，雇募民夫4.68万余人(152)。万历元年，发太仆寺银9千两为陵工募夫之费(153)。五年，重修乾清宫，因班军不敷，令兵部支募夫银、户部支口粮银，送工部募夫凑用(154)。天启初修建庆陵，官军每人每天需给盐粮银3分，足可雇1民夫，故当时“多从雇觅”，有许多民夫与官军相兼供役(155)。
　　除匠、军、民外，还有部分囚犯参与营建。永乐十五年，命除十恶、强盗监候审决，其杂犯死罪及流、徒以下，悉纵还家，营路费赴北京输役赎罪(156)。十七年，令做工罪囚并杂犯死罪囚，准并工运砖。其后还常令囚犯运送灰炭等物。到嘉靖二十二年题准，凡法司送到工部囚犯，如本人不愿做工运灰炭，可以折纳工价。二十七年又议准，凡法司送到囚徒，年力精壮者责令做工，如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1钱，委官雇人上工(157)。
　　综上所述，朱明一代，在北京兴建了许多巨大工程，给我们留下一笔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这些建筑，都是耗费巨额财力建成的，而且所需物料和匠役，主要依靠专制统治强制获得，给当时的国计民生造成很大损害。
　　注释：
　　①②(13)(25)(47)(54)(82)(97)(99)(100)(101)(109)(110)(121)(126)(129)(130)(141)(154)(157)万历《大明会典》卷181、181、181、181、181、181、181、190、190、190、190、190、195、189、189、41、189、41、181、188。
　　③(64)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1、21。
　　④龙文彬《明会要》卷32。
　　⑤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3—5；万历《大明会典》卷190。

共6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上一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下一篇：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

用户名(必填) 新注册

密码(必填)匿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