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名利之间

【原文出处】科学文化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64
【原刊页号】5～16
【标 题】学术与名利之间
　　——近代中国对科学的态度检讨
【作 者】张剑
【作者简介】张剑，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国人在探究“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问题的答案历程中，充分认识到“实用理性”是阻碍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也认识到为学术而学术是科学理性的本质特征。但在“富国强种”的救国重任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却时时受制于“实用理性”，科学工作者们往往不能抵挡名利的诱惑，或彷徨于学术与名利之间，或弃学术而就名利。科学工作者科学理性的缺陷，也是学术体制之外制约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摘 要 题】科技史
【关 键 词】实用理性/科学理性/近代中国
【正 文】
　　面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论者一般认为是现行学术体制造成的，应从体制上加以检讨①。无可讳言，体制这种外在于科学工作者的环境，确实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创新与发展。但中国人对科学所持的实用态度，也是阻碍科学创新的原因之一。这种态度，把科学作为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与利益的一个手段或工具，许多所谓科学家像商人一样“经营”他们的科学事业，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科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样一种实用态度，决定了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
　　一
　　中西交通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明末清初一代学人接触西学，除排拒者外，主流是吸收西学的优点以补中学的不足，他们从同等的角度看待中学与西学，没有中国科学不如西方科学的观念。经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切肤之痛后，新一批接触西学的学人，痛感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探讨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成为他们关注的问题。
　　王韬1858年为伟烈亚力所编《中西通书》作序时，探索了中国历法落后的原因：“中外算术，古时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王韬1987，页18-19］虽讨论的仅是算学与历法，但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寻找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王韬认为“用心不专”与“墨守成法”是“祸首”。
　　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有学生如是阐述“中西格致”之不同：
　　（儒家所谓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者。
　　格致之学，中西不同。……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②
　　虽没有明确追寻中国科学落后之原因，但指出中国之“格致”与西方之“格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向来重义理而轻技艺，西方重艺而轻道，这是中西分道扬镳之所在。如此一来，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自然“诚有相形见绌者”。
　　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始人、正留学美国的任鸿隽发表文章说，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是一退化的历史，自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因此，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是缺乏实验及其与之相连的一套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③。
　　其后，不断有人检讨中国科学不发达的缘由，他们深挖思想根源，认识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重实用”。1919年12月，陈寅恪与吴宓长谈，说中国人太重实用，不仅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富强与发达，反而会造成“人欲横流、道德沦丧”：
　　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能复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几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1998年，页100-101］
　　胡适认为传统中国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他1929年回忆说：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个美国朋友谈天，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进化论”，在西洋出现之后，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国的大学还有禁止教授的。然而1898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有些人竟用这些话作名字。陈炯明号竞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择，弟弟叫竞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于“适者生存”的话。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④
　　他的朋友回答说，中国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长处，欧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短处。“不抵抗……也许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义。抵抗之烈也许是顽固，也许是不轻易相信，须心服了然后相信。”胡适听后恍然大悟，他自问对进化论的相信很少科学依据，他同时代那些信仰进化论的人也一样。于是他说：“人家的思想是实际状况的产儿，是多年研究实验的结果，……到了我们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一句口头禅，一个标语。我们不肯思想，更不肯调查试验来证实或否证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完全只在纸面上变把戏。眼光不出纸上，心思不透纸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对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对的（思想）。”［胡适1998，页161］一切以是否可以“致用”为目标。⑤
　　在此“致用”理念关照下，中国人自然也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张荫麟认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的活动的兴趣之上”。他比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大学》、《中庸》后，说：“亚理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国人说‘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张荫麟200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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