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名利之间
时间:2007-12-12 作者: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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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间，译书注重科技，基础科学除化学由傅兰雅译、徐寿父子述而有比较系统的输入外，其他学科仅见零星著作，这与洋务讲求实用有关。据傅兰雅说：
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而英国已有者虽印八次，然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其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后经中国大宪谕下，特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无论其书与他书配否。［傅兰雅1954(1880)］
翻译者早先有系统翻译西学的打算，可是急功近利的“大宪谕”使这一计划夭折。其实，晚清科学的输入，有天生的缺陷。在数学方面，虽微积分、概率论等都有介绍，可是当时的世界数学已经是“群论”、“集合论”与“曲面几何”时代。物理学的各个分支似乎都有牵涉，但无一本当时西方物理学著作问世，连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没有全译本。
因此，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演绎一个故事。梁启超说：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⑦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到西方学习，只求坚船利炮之技术，即科学的应用，而且是直接引进，不求理解这些技术；而日本人到西方学习，却是从西方学问和制度上着手。陈炽的说法似乎更有意思：“十五年前，德相毕士马克之言曰，华人之至德者，必询何式之船最坚也，何项之枪炮最精利也。日本不然，专考化、重、光、电诸学及工艺商务之本原，回国之后，皆自能制造。”［陈炽1997，页223］
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次第上演，革命与改良、立宪与共和争论成为热点。一改洋务运动时期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富国强兵这一救国理路，通过政治一揽子解决问题成为潮流。在革命风潮与立宪改良的社会大背景下，科学自然从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中心退居边缘，新学堂里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自然不为学生们注意，所谓“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钟观光1982年，页289］。当时大量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由日文转译而来，“其影响于吾国学界者，唯政论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亦喜政论而不喜科学。”⑧对国人“共趋政治”，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说：
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即如南皮张氏所著《劝学篇》，亦云西政为上，西艺次之。……政重于艺，亦我国向来传达不刊之论也。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藉艺术以成之。……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今世界之公言曰，二个世纪者，工艺时代。吾恐吾国之人，嚣嚣然争进于一国之中，而忽争存于万国之实也。苟使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惟资本之缺乏为可虑耳，吾愿诸君之留意焉。［杜亚泉1993，页1-2］
“艺术”即“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政治及社会生活之关系，在杜亚泉看来，科学技术处于第一位。传统中国一直是将政治置于科学技术之上，因此科学技术不发达自为当然。戊戌维新以来，国人更是竞言政治，以政治取代了科学技术，政治救国替代了“技术救国”与“科学救国”。他认为如果全社会都热心政治，成为政治人，在野不事生产，在朝夸夸其谈，还不如潜心向学，掌握谋生的技能，使中国在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时代不致落伍。这样一种想法，在世人共趋于政治与革命之时代，是为一种建设之声音，不啻洪钟大吕。
此后，虽然有人不遗余力地宣扬科学，但与法政相比，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已经走向边缘，与把戏、魔术等量齐观。“科学这东西是一种玩把戏，变戏法，无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讲起来是五花八门，但是于我们生活上面却没有什么关系”。科学家不过是一些“江湖术士”、“魔术师”，与上海新世界的“卓别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胜”差不多。科学是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代名词，讲究实业、富国强兵不可不讲科学，但从没有人把科学看作一门学问［任鸿隽1919］。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高举为“赛先生”，在“科学救国”思潮的鼓荡之下，还出现过“理科救国”、“农业救国”等变种，按胡适的说法，科学“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可实际上，科学作为新派反对旧派的大旗，在中国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科学”、“科学精神”要生根发芽任重道远：
五四时代，时髦的学者教授们，多半闭口哲学，开口文学，……当时虽说有人高呼“拥护赛先生”，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赛先生只得呼一声“倒霉”而去。“文哲”为什么像热包子刚刚出笼受人欢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为什么像一副鬼脸子受人冷视？简单的原因，提倡新文化的公子哥儿们，多钟情于文学、哲学，而文学、哲学又似乎比自然科学容易恋爱，所以面目冷酷、专讲定理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没有和文学、哲学争锋的资格。即使偶尔想变变口味去照顾一下科学，不过是名义上借用科学方法，而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故纸篓里的东西，所谓自然现象还是孤零零地没人问津。［简贯三1933，页27］
“科学”几乎成为新文化宣扬者打击对手的武器，许多人用“科学”做幌子，鼓吹各种所谓“科学的文学”、“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历史学”等等，当然也有“科学的人生观”云云。但就是没有“科学的研究”，真正能从事艰苦而孤寂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在欢呼“赛先生”的热潮中，可谓“寥若晨星”。1922年，《科学》编辑部注意到当年留学生所学科别，“为农工科人数之减少与商科人数之加增，……所最不可解者，国内数学物理生物学人才最缺乏，而本届百三十五人中竟无一人欲习此三科者，吾国学生之不重视纯粹科学，于此可见矣。”［《科学》卷7，页1093］正如论者人所言，“五四”精英们虽激进地倡言革命，但仍然遵循着一种古老的思维定势，“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更紧密相关，因而在知识体系中地位更高”。1923年的“科玄”之争，实质上是科学家用人文话语与玄学争论，表面上看来是科学家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真正的科学技术已处于边缘地位［陶东风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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