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名利之间
时间:2007-12-12 作者: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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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期，社会“一般风气，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来得浓厚，各大学招生文法商等学院投考的异常众多，而理工农医等学院则寥若晨星，结果毕业生在文法商方面人浮于事，许多人找不到职业，而在理工农医方面，则事浮于人，许多事没有人去做，各种事业因此也不易发达”［朱家骅1977，页9］。1931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调查表明大学1/3以上的学生习政法，1/5以上学文科，习工科者不过1/10强，习自然科学者1/10弱，至于农科不过3%［国联教育考察团1963］。教育部只得于1933年5月发令：“吾国数千年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隧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要求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
抗战结束后，中国科学界反思，为什么向国外学习科学七、八十年，需要学习的反而越来越多，仍是个缺乏科学的国度。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学习归来者没有起码的研究条件和生活保障，很快“老旧无用”，必须换上一批新的留学者，“这仿佛象一个人过了一年半载须要添做一套新衣服一样”⑨。仍然寻找外在客观因素，没有反思主观努力。
当时，有一大批学有成就的学者，没有在其专业上继续“革命”，却走上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竺可桢成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借以安身立命的气象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业余爱好”，整天沉溺于“会山文海”中。在工程学界有一定影响的顾毓琇写了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后，也成了教育部次长。因在研究康普顿效应方面取得突出成果而声名鹊起的吴有训做起了中央大学校长。这些都使得1948年10月参加十团体联合年会的英国科学家R·A·萨亦乐非常奇怪，他说他发现中国许多大学校长由出众的科学家担任，而在西洋是不可能的，“这也许多少可以映照着在这个国家里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机会较少，因而他们就愿意担任行政的职务”［萨亦乐1948］。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科学家自身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官”高于一切的理念与现实。
三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虽对中国人思想冲击很大，改变了许多观念和看法，但并未改变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科学的实用性切合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实用理性”，科学那“求真”、“怀疑一切”、“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性并未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平时口谈笔画的“科学理性”迅速让位于“实用理性”。
没有“科学理性”作为支撑，真正科学家的声音在中国社会一直非常微弱，往往淹没在党派与权力斗争的声浪中。当他们连这种非常微弱的声音也无法释放出来的时候，“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内含的基本道义与责任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沦为政治人或政治的附庸和婢女。任鸿隽、陶孟和、朱家骅等人关于科学的求真属性、科学家求真存疑本质的真知灼见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也没有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时至今日，许多科学工作者不仅没有求真的基本素质，反而弄虚作假；社会上还把仅仅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大学教授或者学者看作科学家，于是乎“科学家”队伍急剧膨胀，各种各样的非科学现象层出不穷。
李约瑟说中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度”，“发明”一词很值得玩味，为什么不是“发现的国度”呢？“发明”者，将没有的东西变成眼前的现实，确实有天工斧削的神奇，但仅此而已。“发现”者也，将掩藏之物挖掘出来，例如自然界的规律，这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发明”仅仅是经验性的，而发现却具有先天的“理论”深度与高度。
科学史家说，在19世纪以前，社会的需要促进发明和科学的进步，“但在十九世纪里，我们就看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传递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丹皮尔2001，页283-284］。可见，在19世纪以前，中国似乎还能凭借“实用”这习惯优势，在技术的某些方面取得相当成就。可在科学时代里，这一套已经失灵了。
有人问本·富兰克林他的新发现有何用处时，他反问道：“一个新生儿有什么用处呢？”正如默顿所说：“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足的善，而且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为人类的其他利益服务。”［默顿2002，页19］中国人似乎缺乏这种“远见卓识”，总是紧紧盯着可以看得见的眼前利益⑩。
目前中国学术界沉渣泛起，抄袭、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急功近利，有些手段之笨拙，有些手段之高明，都表明中国人其实具有先天的创新精神与充沛精力，只不过用错了地方、找错了方向。只要中国人“失掉了”“实用”的态度，中国成为一个“发现的国度”可翘首而待！
当然，也必须看到，对科学的“实用与功利”的态度，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只要这些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改变，仅仅从道德、从口号、从宣传等形式和手段上要求科学家们实践“为学术而学术”，自然也是“缘木求鱼”。
注释：
①当然也有人从文化传统上追寻缘由，如蒲慕明(Mu-ming Pooh)先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科研机构不能在国际上取得卓越成绩，其障碍因子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其实，他所列举的阻碍因子除儒家传统遵奉权威导致个人创造力下降属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外，“缺乏鼓励性批评”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而缺乏“必要的紧迫感”、“非科学的障碍”、“以业绩为准的评估”、缺乏“长远目标”等基本上属于体制方面。参阅：Pooh2003。
②“王佐才答卷”、“钟天纬答卷”，《格致书院课艺》第4册，转引自：熊月之1994，页371-372。
③参见：任鸿隽1915。到1957年任鸿隽评论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仍然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是缺乏科学方法，除此科学内部因素外，还有“急于追求实用”这一社会原因（参见：任鸿隽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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