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私有化及其理论基础

，要么减少他人包括下一代的享有额，要么增加下一代的缴费额，不仅不存在平均成本递减，而且从某种角度讲也不存在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
竞争性，与私人物品性质的商业人寿保险无二。社会保障不同于国防等其它公共物品，其公共性的产生是信息的不对称、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
和政府特有的稳定社会的职能。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人寿保险和失业保险市场极易存在市场失灵，个人的有限理性又造成寿命估计偏
差和当前过度消费，单纯由市场提供必然低效，更不可能实现收入再分配。于是，为克服市场缺陷，使整个社会的收入趋于公平，公共供应的
社会保障才产生。
    所以社会保障只是一种私有性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它有公共性，但公共性是外生的。在人的自利性驱动下，公共供应的私有
性物品最容易产生过度消费，即“公共地悲剧”。
    和商业人寿保险一样，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基金的偿付能力。虽然从帕累托效率角度看，不论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
利率外生的小型开放经济，还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外生的封闭型经济，只要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小于市场利率，现收现付
制总能实现帕累托有效（阿伦，1966；斯普里曼，1984）。简单地理解就是，每一代都替上一代缴费，再通过下一代的缴费增加福利，却不会
有最后一代蒙受损失，因为人类生命无限延续（如果并没有地球爆炸等人类悲剧）。但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财政不堪负担宣告了现收现付
制的失败。早期的保险精算未预见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确可以作为社会保障改革的解释，但根
本原因是“公共地悲剧”。提早退休人为延长享受养老金的年限，制造残疾人为扩大享受救济金的比例等等对社会保障的过度使用导致福利怪
圈的产生：一方面从政府手中拿到养老金和福利支票时喜形于色，一方面发现税负增加又骂口不绝。正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于
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反对现收现付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那些既可以选择公共养老金制度又可以选择市场养老金计划的雇
员开始退出公共养老金制度。例如在德国，积极向公共养老金缴费的自雇工人比例已从1985年的62%下降到1995年的22%（阿克塞尔博施－苏潘
和赖因霍尔德·施纳贝尔，1998）。社会保障改革自然而然向私有化演化，而私有化的立足点就是亚当·斯密的自利即公益。
    第二，社会保障私有化能实现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个人帐户与公共帐户的区别就在于公共物品性的强弱，个人帐户的建立把
缴费与收益直接挂起钩来，消除了公共帐户中的激励紊乱。其实，不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美国、智利、新加坡等开征的工薪税、社会保障
税、公积金基本上都是按照个人工资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征收的。为什么说社会保障私有化改变了融资方式，并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积极参加
社会保障项目呢？可以从差别税和均一税的角度来理解：在现收现付制采取的规定收益制下，缴纳得多不一定享用得多，存在很强的共济性，
可视为在不同的投保人之间存在差别税率；在完全基金制采取的规定缴费制下，缴费与受益挂钩，缴纳得多消费得多，要消费得多势必缴纳得
多，故可近似视为在投保人之间存在均一税率（之所以说近似是因为完全基金制下仍有一个最低保障标准）。根据前人的研究，差别性的税率
结构会产生更大的扭曲效应（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79），而私有化排除了这种扭曲。
    社会保障私有化能减少“岗位约束”(job-lock)。对公共养老金计划产生的“搭便车”现象和扭曲效应，人们早有认识，所以各国在公共
养老金之外大都建立了企业补充养老金。但企业补充养老金通常以企业帐户形式存在，规定雇员必须为企业服务一定年限才能享有，这无疑增
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而个人帐户不受此约束，随劳动力流动而流动。这能让雇员感到时刻在为自己工作，并可在流动性很强的劳动力市场
上真正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从而激发工作热情。
    社会保障私有化还能弱化“政治效应”。许多研究成果已经验性地证明，现收现付制会引起代际间的不公平（莫菲特，1984；奥尔巴克和
科特利科夫，1987），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这种制度，在当时理性经济人的远见(forward-looking)应当也是存在的。托马斯·F·库尔莱和
乔治．索瑞斯(Thomas.F.Cooley & Jorge Soares,1999)用政治效应来解释。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人口增长率既定，社会保障会减少个人储
蓄增加资本回报率，若把人的生命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工作，第四个阶段退休，那么，独有处于第一阶段人群的效用水平随政策变量而
达到最大值，处于第四阶段人群的效用水平随政策变量（为正）下降，处于中间阶段人群的效用水平，能够实现内部最大化，第三阶段人群比
第二阶段人群更偏好较高的收益，而政策决策权又掌握在第三代人群手里，所以始终难以退出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度。一旦通过支付一定成本退
出原有制度，这种政治效应立即弱化，将对最年轻的一代形成激励。
    同时，共同帐户转为个人帐户，垄断性管理转为竞争性管理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向窗业保险趋同，它仍依靠以下方面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一是缴费强制，二是比例确定，三是税收优惠，四是监管严格，五是最低保障标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一个典型模型是由哈佛大学马丁·费尔
德斯坦和达特莫斯大学(Dartmouth University)的安德鲁·塞姆维克(Andrew Samwick)提出的强制性个人退休帐户(Mandatory IndividualRet
irement Account,MIRA)。另一个典型模型是由波士顿大学的劳伦斯·考特里克夫(Laurence Kotlikoff)和哈佛大学的杰佛利·塞克斯(Jeffre
y Sachs)提出的个人保障体系(Personal Security System,PSS)。在PSS制度下，个人继续缴纳12.4%的工薪税，其中70%进入个人帐户，并由政
府监管下的私人投资公司进行组合投资，另外30%进入伤残和遗属保险。这30%就意味着仍对妇女和残疾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从而兼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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