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公共利益： 代表还是代替

         

        我们得把政府容易曲解公共利益、政府容易腐败、政府也可能颠覆破坏[2](P554- 564) 当作行政权力认知的常识，政府并不可能主动将自己限定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因此， 要想使中国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运作，就必须弥补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供给不足的缺陷。从第二个方面来看， 中国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缺乏具体制度的约束， 即使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利欲约束起来， 纯粹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他们也会因为具体制度的稀缺， 时常陷入不知所措的状态， 自觉不自觉地侵害了公共利益。为此， 有必要先做小政府， 明确“只有在政府更小的情况下官僚主义才会更少”。从而解决政府实现增进公共利益目标的具体制度难题，诸如制度紊乱、文牍主义和不负责任等等。[1](P723) 从第三个方面来看， 中国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的技术设置合理性程度不高，影响和制约了它们增进公共利益的能力， 为此， 有必要从行政管理技术上解决它们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降低他们专职地位的优越性、化解人事制度的保护性、运用反制的方法控制官僚制、加强三种权力之间的协调，增进公共行政人员的政治见识、建构无缝隙政府管理模式、限定公共行政的管理职能、将政府事务更多地外包。[2] (P564- 567) 只有这样， 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才可能逐渐具有增进公共利益的实际能力。

         

        就此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设问： 政府与公共利益确实不是一回事。只有以制度限制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的权力，他们才能将增进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志业。只有将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 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才可能各司其职， 为增进公共利益而相互促进。从而将西方学者关于政府与公共利益的三种见解，理顺为关系到政府与公共利益相互促进的三个互相补充的举措：首先， 要将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限定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中， 使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状态处于一个关键位置。其次， 将政府与公共行政人员作为各种利益居间协调的“中间人”角色，避免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最后， 以对于政府和公共行政人员的技术规则的有效设计， 促使他们实现低成本投入、高效益产出的行为结果。为此， 我们有必要时刻铭记古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具有永久价值的教诲： “我们的确应当重视官员， 因为没有他们谨慎、细心的工作， 一个国家就无法存在。事实上， 共和国的全部品性是由有关官员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我们不仅应让他们清楚行政权威的界限，而且应该引导公民， 使公民有服从他们的义务。因为现在的统治者有可能以前是服从别人的人， 而现在服从别人的人有朝一日也有可能成为统治者。因此， 服从别人的人应该有望在将来成为统治者，统治别人的人也应记住， 不久以后， 他可能不得不服从别人。”[3] (P182)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 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戴维·H·罗森布鲁姆等.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 西塞罗. 法律篇[A] .转引自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公共行政的精神[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