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及系统结构
【原文出处】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65
【原刊页号】1～6
【标 题】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及系统结构
——《学习江Zhe民文选》的体会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精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日期】2006-09-26
【作 者】周荫祖
【作者简介】周荫祖，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江苏 南京 210001
周荫祖(1938— )，男，江苏金坛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完全符合理论体系形成和成熟的内在标志和外在标志，它是由哲学基础层次、理论基石层次、理论主题层次、基本观点系列层次和实践理性层次所构成的系统整体结构。
【关 键 词】《江Zhe民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结构
【正 文】
《江Zhe民文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以江Zhe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智慧和经验的经典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重要理论创新之作。我们学习《江Zhe民文选》，当然首先必须抓住贯穿其始终的主线、红线，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学习、宣传、研究的重点和关键则是要理解和把握其理论体系及系统结构。
一、对一种观点的辨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体系”
众所周知，江Zhe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明确的定位。[1] 十六大以后，在以胡Jin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党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现在，又出版发行了《江Zhe民文选》。随着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它的作用也越来越彰显。这是主流和大势。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党员、领导干部仍然存有一些思想疑虑和认识误区，觉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多由通俗易懂的讲话、谈话、报告、文件、批示、批语等构成，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更无什么“理论体系”。这些疑虑和误区，必然会影响和妨害我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学、常学、深学”，更不可能去“勤于思考，善于运用，真正学通弄懂”。
误区之一：理论应当高深莫测
人们一般认为，理论必定深奥，而且似乎越是晦涩难懂，就越有理论性。其实，这是把“理论”仅仅限定为抽象定义的一种误解。什么是理论？毛Zhe东早就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2] 他还指出：真正的理论家，就是“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 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论，江Zhe民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家。
为什么要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和“党情”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些挑战和课题涉及到世界、中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其中的关键则是党员的先进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Zhe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果断的决策胆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上述根本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自觉的、积极的理论回应。他在2000年2月25日讲话中，首先提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命题；[4] 紧接着，他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总结党70多年历史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并且反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5]“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已经紧迫地提到了全党面前”。[6] 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两个飞跃”，即“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规律、理论创新规律。而它的表现形式和通俗易懂的特点正是体现了江Zhe民实事求是、亲切易懂的科学文风、学风和党风。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去制造一些“晦涩语言”、“莫测理论”、“书斋哲学”来诠释实践的“常青之树”，把生动活泼的理论灰色化。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7]
误区之二：理论体系应当是体系化的鸿篇巨著
人们一般还认为，理论体系应当是长篇大论，是整块的“大部头”著作，是由一、二、三、四与甲、乙、丙、丁所构成的理论“观点网络”。其实，这是把“理论体系”标准形式化的一种误解。
什么是理论体系？所谓理论体系就是反映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体系，它可以是宏大的，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可以是精巧的，如孔子的《论语》、华生和克里克荣获诺贝尔奖的1500字的“分子生物学”论文。理论体系作为认识思维过程的成果和产物，它的认识、思维过程与制定、表达过程，它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形式过程概括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8] 他解释说：在做研究时，对象是“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9] 研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开始，“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10] 在思维中从最抽象的规定开始，沿着抽象上升到具体道路，便构成了复制对象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这“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在此，“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里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1] 简言之，作为思维起点和终点的具体，是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之别，可模式化为：“感性具体→抽象思维→理性具体”。由此决定了理论体系与其表达方式、容量大小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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