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及系统结构
时间:2007-12-14 作者:周荫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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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他们毫无例外地遇上了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甚至还发生了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苏东巨变。世界文化研究大师、历史学巨擘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挑战与回应，是一个民族文明擎升的重要杠杆。”在20世纪下半叶，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于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应运而生，这标志着“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毛Zhe东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而进入新世纪，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巨大变化，我党必须在了解世界“向何处去“的基础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其中，最根本则是“党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党的关键在于先进性，先进性的关键则在于“三个代表”。由是观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及其成熟程度，胡Jin涛在《讲话》中曾作了最权威、系统的概括。他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互相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关于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甚至是一个空白。马克思恩格斯虽奠定了基础，但重点仍是革命党的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言：关于党的学说，“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多。”列宁是党执政理论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党内民主、党政职能分开等原则，并且建构了党的监督理论和监督体制机制的框架，等等。但由于列宁英年早逝，他的探索没有形成体系，且很不成熟。毛Zhe东未雨绸缪地拉开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序幕，提出进城后党的工作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两个务必”、“从思想上建党”等党建新思路。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思想仍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然是用“打天下”的方式来“坐天下”，因而丧失了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大好机遇。邓小平力挽狂澜地推动了党执政意识的理性觉醒，首次提出执政党建设三大主题——执政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合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邓小平主要精力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理论问题上，加之他年龄、身体、精力等条件的制约，尚未来得及从基本理论上推动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的转型。江Zhe民不负邓小平重托，与时俱进地开创了党向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转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建的规律性认识。
基于对时代特征、党的历史方位和党的执政使命的清醒认识，围绕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建成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全面、系统、科学地提出并回答了至少以下五大问题：“一个主题”——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两大课题”——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三大目标”——“两个先锋队”、事业坚强领导核心、“三个代表”。这是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党建总目标，即“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具体化；“四大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在坚持发展；“五大建设”——理论建设(灵魂)、基础建设(基石)、制度建设(根本)、干部建设(关键)、作风建设(保证)。如此全面、系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入了“党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或历史性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
有鉴于此，胡Jin涛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学习《江Zhe民文选》，必须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更好地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使党始终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其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江Zhe民说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个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两个伟大”——建设伟大事业，党建伟大工程——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建设伟大事业就由党建伟大工程来保证，而党建伟大工程必须围绕建设伟大事业来进行。
邓小平对这个根本问题，作出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但实践在发展，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空白的同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也形成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邓小平理论主题推到一个新阶段，深化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的问题。1917-1992年，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主要是探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探索的则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首先将社会主义本质提高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5] 的新高度，丰富和深化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同时在怎样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探索。其突出贡献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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