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及唯物史观之创建
时间:2007-10-30 作者: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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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66
【原刊页号】3～9
【标 题】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及唯物史观之创建
【作 者】隽久
【作者简介】隽久，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性地借鉴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深入开展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的揭示，这一重要成就奠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理论基础，并使马克思得以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创造性地整合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中。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对于唯物史观之创建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关 键 词】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本质的矛盾/唯物史观
【正 文】
随着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意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和认同，并且学界仍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对它保持高度的关注与期待。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即唯物史观的秘密和诞生地，《手稿》的价值和意义还可以从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中得到确证。
一、揭示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重要性
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集中关注市民社会问题，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主词与宾词之颠倒，马克思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奠基，此后，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虽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的分析还只是以抽象的哲学思辨为主，但“哲学应当积极干预现实生活”的一贯致思理路已经使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不能仅仅只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结束部分，马克思明确提出，如果说立法权的秘密是“政治国家的矛盾”，而政治国家的秘密又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通过中介者加以调和的“本质的矛盾”，所以，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后，一定“要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即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应当深入到对其“本质的矛盾”的揭示中并致力于矛盾的解决。
承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哲学批判，进一步明确了揭示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在《德法年鉴》时期，为了克服黑格尔基于抽象的理性原则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的曲解，马克思站在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现实的人”确立为对市民社会进行哲学批判的理论立足点和基本原则。但与费尔巴哈单纯直观的感性－对象性相区别，马克思要求把“活动”的原则整合进对感性对象性的理解当中，而正是由于活动原则的渗入，马克思明确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解剖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而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由于无法在矛盾关系中真正理解市民社会，只能将其作为理想的共同体社会的对立面草率地加以忽略和否定。通过诉诸于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提炼出来的活动原则，马克思发现：“本质的矛盾”不仅直接表现着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而且也开始瓦解着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共同体社会”的抽象对立，由此进一步揭示出解剖市民社会，即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市民社会不仅是“物质的生活关系”，而且是现实生活的分裂对立与矛盾。毫无疑问，这种根源于世俗基础的矛盾不可能在哲学直观中予以消除，那么就必须换一种方式，以求对这种矛盾进行分析和解决。这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借助于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原则上都是彻头彻尾的“市民社会”的科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表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运动和经济关系，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和经济利益；而法国的启蒙时期与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和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表述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利益。这样，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就被直接归结为经济学、政治学研究对于哲学的必要性。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作为地地道道的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应当为哲学的批判所容纳和运用。至此，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均得到了进一步阐明，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就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批判
藉由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激发的钻研经济学的热情，马克思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对他而言是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去，《手稿》的第一、第二部分就体现出了这一研究的初步的但是却富于实质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成果。
与“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完全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性质，所以适用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只能是实证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指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P3)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批判体现为：在充分引证其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进行批判，揭示出蕴涵在这一前提中的内在矛盾。
“国民经济学”即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要求的理论表现，它从私有财产的前提出发，提出了关于劳动的作用和资本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等富有价值的观点，探讨了关于商品交换的合乎规律的关系，考察了劳动、分工、生产力等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威廉•配第以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动规律做出了准备，[2](P297)它正是市民社会范围内关于私有财产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毫无疑问首先具有研究的价值——它是对市民社会的“经验现实”即私有财产的无限设定。所以，对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矛盾”即“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就不可能离开这门科学。其次，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P50)造成的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学只能非批判地描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只能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必然性的经济事实归结为完全偶然的原因，“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1](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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