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时间:2007-11-10 作者:陈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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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明代学者吕坤首先发现了这种礼教对男女之间要求的不平等。他说：“夫礼也，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8]换言之，传统的儒家礼教一方面要求妇女“守贞”，另一方面却又允许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甚至“纵欲”。于是，吕坤不得不承认，这是圣人在创立礼教时存在着一种偏差。小说《二刻拍案惊奇》的编者凌濛初也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他感叹道：
假如男人死了，女子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9]
正是看到了现实中这种男女之间的不公平，才使凌濛初越发感到了妇女的可怜与无奈。所以，他在小说中通过痴情女与负心汉所发生的冤家故事，以说明“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这显然也是对“义夫”的倡导。
在社会普遍颂扬“节妇”的同时，与之相对的则是薄幸之夫的广泛存在，甚至结发妻子刚死，就匆匆将新人娶进家门。鉴于此，明末清初人魏禧倡导树立一种“义夫”的典范，以便与“节妇”相对应，并抚平妇女之心。一方面，他对传统儒家经典中的“妇人之义，从一而终”之说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所规定的丈夫死后妻子不再改嫁，男子则在妻子死后可以更娶，并非“重于责妇人，轻于责男子”，而是出于下面的理由，即“妇人从人，不自制，男子制人者也”。另一方面，魏禧又强调，根据“圣王”之典，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必须同时旌表。“圣王”尽管不禁止妇人之再嫁，但又特设节妇旌表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妇女能“慕而知耻”；“圣王”允许男子再娶，却又特设义夫旌表制度，其目的也是为了“代天下之为夫者报天下之节妇，以平妇人之心”。现实却使魏禧感到困惑，孝子、节妇确实已被民间多所称述，但所传的“义夫”甚少，这难道是“义夫”难为，抑或天下男子不以此为意，虽有“义夫”的事实而不替他们作传宣扬？在魏禧看来，节妇之难，难于忠臣，义夫难于节妇。忠臣临难，慷慨捐生，比于烈妇。求其久而不变，见可欲而不乱，惟节妇为难。然妇女再嫁则是断绝“故夫”，会被视为“阴为淫佚则不齿于人类”，所以凡是女子自爱其身，都不会轻易做出改嫁的选择。而男子不然。于是也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当妻子为自己守身殉义，甚至“刎颈碎首，支解裂肝”，作为丈夫，却“不愈年月而更娶”，甚至与新的妻子绸缪燕婉，将前妻忘到九霄云外，这实在是太过分的行径。最后，魏禧断言：“世无义夫，则夫道不笃；夫道不笃，则妇人之心不劝于节；妇人不劝于节，则男女之廉耻不立。”[10]显然，这也是通过对“义夫”的鼓励与倡导，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
三、义夫：痴情男子的故事
在明代，流传着很多相当动人的男女之间的哀情故事。这些真实故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妓女，而男主人公则不一，或为书生，或为商人。下面选择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哀情故事，以说明明代男女之间的真实感情，以及由此对夫妇情感伦理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书生（举人）与妓女之间感情的纠葛。其故事如下：
角妓杜韦，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艳冠一时。云间范牧之（允谦）孝廉，故学宪中吴之长公，今学宪长倩之伯兄。少时佻达，一见契合，两人誓同生死。而范妇翁为陆阜南（树德）中丞，闻之大怒，讼之官，系韦狱中。牧之以重赀窜取而出，携之远逃。迨丙子（按：万历四年）冬，挈以计偕抵京，已病濒殆，不复能入试，春尽则殁于邸中矣。韦扶柩归，自度归时，陆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两袖中一实滇碁，一实宋砚，二物俱牧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跃入水，救之无及矣。[11]600
范、杜二人的爱情故事，松江很多名士的传记中都有记载。这件事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轻佻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一段简单恋爱之情，但其间却蕴涵着很多新的感情动向。范牧之是一个举人，又出身仕宦，自己也有才气，应该是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尽管他已经娶妻，在一个士人娶妾成风的年代里，范牧之却不能自由与杜韦结合，甚至害得所爱之人入狱，最后两人不得不离家出逃，两人的境遇可想而知。但两人的感情却不能以一般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加以衡量。换言之，绝不是金钱与美色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真正蕴涵着一段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关于此，沈德符又记道：
吴中张伯起曾语余曰：丁丑（按：万历五年）春临场时，往省牧之病。时韦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则韦以口承之，即嚥入喉，一嚥一殒绝，顷刻间必数度。吾观牧之在死法不必言，即韦韵致故在，亦憔悴无复人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与张伯伯一语。”韦应曰：“君怯甚，不可多语丧伤神，我上天入地必随君。”范亦为哽咽，此时已心知二人，必无独死理矣。[11]601
这确实是一个男女之间的哀情故事，一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般。当时人张伯起与人说起这段事时，也难免“泪尚承睫”，而听者也不得不为之掩袂。
明代士大夫显然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最难得者是得一知己为自己而死。若是青楼女子为人殉情，更是不易。道理很简单，这些青楼女子，与人的交往，相互之间不过是怜花惜月，流连光景，甚至视名检信义不知为何物，孰肯为人殉死？相同的例子，还可以丘长孺与白姬的一段交往为例。白姬原本是苏州的娼女，后流落到湖广，与丘长孺相识，两人欢爱逾常，可与文君之遇相如相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势的龃龉，自知不能归于长孺，就以死自誓，饮恨裁诗，甘心永诀，不久果然殉死。反映两人情感的临终之诗，也是其词悲伤悽婉，读之令人涕泗[12]。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商人与名妓之间的一段感情纠葛。故事发生在万历初年，其中女主人公名叫刘凤台，是一位北京歌妓，以艳名于一时，所交游者均是一时的名士。男主人公是林尚炅，福建福清人，是一位商人。尽管与刘凤台交游的士人，如沈君典、冯开之，分别是万历五年(1577)科的会元与状元，但刘凤台最后还是选择了林尚炅，委身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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